歐洲是風電的起源地，也曾是風電全產業鏈毋庸置疑的引領者。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風電從設備到運維都必須依靠國外力量。負重前行10年，于午銘和同事們守著我國最早的大型風電場——新疆達坂城風電場，一點一點積累了起步的運維經驗，并依托凝聚在這里的實踐，在600千瓦的大規模風電機組賽道上，實現了90%以上的國產化率。這里造就了中國風電第一家上市公司——金風科技，也開啟了中國在世界風電圖譜上的最初筆跡。

▲2023年7月，于午銘在新疆烏魯木齊接受課題組專訪（攝影：李婭瑋）

幾十年后回頭看，于午銘才發現，人生中最重要的華彩樂章，竟然來自兩大意外。

1959年，一心想上西安交通大學的于午銘，和300名同級的陜西考生一同被改派到了當時的新疆學院，學習電機與電氣制造。雖然與理想中的大學擦肩而過十分遺憾，但在于午銘的心中，新疆這地方“有葡萄干吃”，也有獨特的吸引力，于是欣然前往。殊不知，命運的齒輪已經開始轉動。

30多年后，又一個意外從天而降。50歲的于午銘被急調接管新疆風能公司，不由分說、臨危受命，從水電轉行進入風電。從半百到花甲的10年，他一步步走向中國大型風電機組國產科研攻關和市場化、商品化的前沿，并親手締造了后來的中國風電第一家上市公司——金風科技。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要發展風電，從設備到運維都必須依靠國外力量——機組只能進口，運維經驗幾乎為零。在那萌芽的10年，于午銘和同事們守著最早的大型風電場——新疆達坂城風電場，一點一點積累了起步的運維經驗，并依托凝聚在這里的實踐，率先完成600千瓦風電機組國產化研制，使其國產化率在兩年之內達到90%以上。

今天，全球市場約三分之二的風電設備來自中國。風電行業的外企時代徹底終結。

這早已不是他個人的命運齒輪。

今天，金風科技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智能風電機組，代表著全球風力發電領域最具前景的技術路線。于午銘是那個最初的“保育員”。一切其實都不是意外，只是命運在最重要的時間點，總是引而不發，默默準備了神奇的考驗和獎賞。那個曾經用葡萄干的美味化解了遺憾的少年，18歲只身來到新疆之后就再也沒有離開。他在這里娶妻生子，有了一個大家庭。70年過去了，他成為深深扎進這片土地的一根樁基。

今天，當他帶著孫子走在烏魯木齊街頭，誰也看不出這是中國風電發展史上的風云人物。然而，年過八十的他，依然能準確說出當年設備制造的工藝細節和風電場幾次險情的具體原因，而且是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此時，時間長河里的那些搏擊、攻堅和沖鋒，就顯現出了它們的力道。

中國大型風電的“種子”

“達坂城的姑娘辮子長，兩個眼睛真漂亮！”

在大部分中國人心中，這是新疆小城達坂城留給人們的第一印象。它連接著準噶爾盆地和吐魯番盆地，是兩大盆地冷熱氣流交換的通道，因此是風力發電的風水寶地。這里是中國第一座大型風電場所在地。于午銘把它比喻為“種子”，他說：“在中國，凡是搞風電的人幾乎都來過達坂城；凡是中國搞風電的地方，也幾乎都可以找到新疆人的身影。”

1987年，中國和丹麥聯合評估團來這里實地考察風區。丹麥官員看到在常年大風中樹身已經傾斜的樹木，連喊：“Stop，Stop！（停，停！）”他們一邊照相，一邊感嘆這里風能資源絕佳。丹麥政府隨即追加了贈款額度。

1989年，風電場的早期建設中，有不少“達坂城的姑娘”。她們和男同事一樣，每個人分工開挖100米長的電纜溝。

今天的達坂城，已實現城區100%綠色電力供應。最初接受丹麥援助的13臺機組，已經淹沒在風機的“白色森林”中。

更加鮮為人知的是，這13臺機組是“水電生出的孩子”，脫胎于水利和電力行政職能分割之前的新疆水利水電研究所，是水電工作者因地制宜開發新疆風力資源、積極承接國際技術轉移、引入丹麥風電設備的成果。就連成立于1988年的新疆風能公司，也是為了更好地承接丹麥政府的贈款。

這些水電人當時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他們摸索開啟的，是一幅何等宏大的畫卷。

1989年10月，達坂城一期項目并網發電，總裝機容量2050千瓦，是當時的亞洲之最。風電場用的是丹麥機組，取得了很好的試驗數據，被國外專家稱為“中國的加利福尼亞”（當時全球最著名、規模最大的風電開發中心）。然而，建成不到兩年，它還是一個嗷嗷待哺的幼兒。當時中國還沒有扶持新能源發展的政策和市場機制。風力發電只能按照小水電電價——每度電0.057元售出，連折舊成本都不夠，更不用說獲得利潤了。

▲1989年，亞洲最大的風電場——達坂城風電場（供圖：于午銘）

最初推動項目上馬的元老王文啟，帶著一批骨干調入新疆電力局。水利廳舍不得自己“親生”的達坂城風電場，雖然艱難、迷茫，卻依然要把這個孩子“養”下去。于是，50歲的于午銘臨危受命。1991年春天，他被調到新疆風能公司，首要任務就是想辦法“養活”這座風電場。從簽發任免決定文件到上任，僅用了三天時間。他就這樣進入了一個基本上一無所知的新領域。

那時，在國內能找到的全部技術資料就是華北電業管理局依托八達嶺風電試驗場編輯發行的《風力發電》雜志。于午銘跑到編輯部，抱回了自創刊起的全套雜志。1991年的春天，他白天想各種辦法給風能公司開辟收入來源，晚上泡在《風力發電》雜志里。除了從事老本行——水電咨詢、設計、技術服務，于午銘和同事們還用大吊車去市場上“接活兒”，做過通信公司，開過加油站，逼著自己開辟各種商機，確保達坂城的風機葉片一刻不停地旋轉。從烏魯木齊的公司所在地到風電場，相距40千米，他們用腳在這兩點間反復畫線，也因此獲得了不少商業機會的靈感。比如，他們給偏遠山區和水電站做通信組網設計，靈感就來自達坂城風電場的通信不暢。最初，值班人員只能通過無線對講機在定向天線下面喊話和40千米外的烏魯木齊同事聯系，一旦城里的辦公室沒人，通信就中斷了。值班人員想，假如對講機可以接入有線電話網，在風電場用對講機撥號，那么就能用家中的座機接聽了。時任新疆風能公司副總經理武鋼當即與團隊研究落實，規定成本不能超過1000元。最后，他們實際花了800元，就讓對講機有了“大哥大”的功能。順著這一方向，他們開始為新疆偏遠山區和水電站做通信組網設計。因其物美價廉，一時業務繁忙。

新疆風能公司還在通往達坂城風電場的公路邊開了一座加油站。潤滑油是風機的易耗品，達坂城風電場最初使用的是美孚潤滑油，生產技術科長王進想尋找成本更低的國產替代品，為此去了蘭州煉油廠和獨山子煉油廠，意外發現石化這行利潤豐厚。當時，國家放開加油站經營限制，而距離風電場3千米、南北疆交通要道的312國道旁，正好有一座公路加油站。新疆風能公司投資買下這個加油站。王進這個風電生產技術科長，就地兼任了加油站站長。加油站第一年營業賺了12萬元，最多的一年賺了150萬元。就這樣，跑市場、搞經營，最終單獨核算、結余有分紅，大大小小開了近十家公司，大部分都賺了錢。四年時間一晃而過，公司收入從1991年的14萬元增長到1994年的500多萬元，員工工資從人均2117元提升到了7032元。新疆風能公司成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水利廳經濟效益比較好的單位。達坂城風電場的風機葉片一刻未停。

1996年，風電終于能賣出更高的價格了。新疆物價局將達坂城風電一場的上網電價由0.057元/度逐步調至0.48元/度，發電經濟效益明顯好轉。公司也渡過了生存難關，重新聚焦風電主業，抓住德國政府“黃金計劃”援助項目的機會，引入3個廠家的8套德國機組，風電裝機容量大增，也錘煉了自己的技術人員和吊裝施工隊伍。達坂城風電場，從嗷嗷待哺的嬰兒，長成了“辮子長”“眼睛漂亮”的少女。

1998年，首臺國產600千瓦風機在這里投入運行。2005年4月，1.2兆瓦直驅永磁風力發電機在達坂城風電場試運行，成為國內第一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兆瓦級風機。達坂城風電場成長為中國風電行業里毋庸置疑的標桿。如果新疆風能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初運營失敗，后面的這一切都難以想象。

冰疙瘩與取暖器

1996年1月，從德國訂購的兩臺大機組，經過十天的鐵路顛簸，被運到了新疆。

“沒有磕碰吧？”于午銘關心地問。

“放心，沒有！”韋超和張華，兩位跟車的新疆風能公司員工站在他面前，滿臉黑灰，只看到兩只眼睛在閃亮。他們十天沒有洗臉、刷牙了。從德國雅各布斯（Jacobs）公司進口的風機，在天津塘沽港卸下后，走鐵路穿越中國腹地，被運到新疆。韋超和張華坐在火車的露天車皮上，在一月時節穿越了上千千米的西北高原。滴水成冰，沒有熱水喝、沒有熱飯吃，干糧拿在手上就已經凍成了冰疙瘩。

之所以要這樣運輸，是因為這兩臺機組采用主軸和齒輪箱一體化的設計，結構緊湊，但剎車時受力沖擊大，容易損傷部件，德國供貨廠家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在運輸過程中保持機組處在低速轉動狀態。為此，運輸車皮上需要安裝蓄電池、電動機和傳動裝置，這就要求必須有人跟車控制、隨時檢查。又因為設備尺寸較大，無法完全裝進車皮，跟車人需要坐在露天的火車上，確保設備不間斷地穩定運行。

和機組設備幾乎同時到達新疆的，還有一臺小型取暖器。這東西當時在國內很少見，大家忍不住好奇地圍觀。

原來，這是德國供貨商為他們的員工配備的。這位德國工程師來中國指導安裝與調試，與我方人員一同開展現場工作。因為時值嚴冬，德國供貨商專門為他配備了一臺小型取暖器。

電場的技術人員、老師傅和工人們，圍著這個新鮮的小電器開了眼界之后，轉身走進戈壁、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于午銘在他們身后熱淚盈眶。

令他感動的，不僅僅是這群電場值守者的堅韌，更有中國式的智慧和膽略。讓他印象很深的，是吊裝時的一次排險。

當時在新疆，根本找不到能吊起風機那樣重量與高度的吊車。老師傅們采用中國傳統的抱桿滑輪組起吊方式，俗稱“甩頭豹子”。起吊過程中發生了一次險情：重達20噸的機艙起吊到一半時，掛在主鉤上的鋼絲繩滑動了一下，本該處于水平狀態的機艙隨即發生明顯傾斜。現場的外方工作人員馬上本能地閃躲，一名工人師傅冒著危險爬上起吊中的機艙，掛上一個“吊葫蘆”（手拉導鏈），把機艙位置矯正到水平狀態，讓吊裝繼續進行。

站在地面上的于午銘捏了一把汗，眼睛一刻也不敢離開工人師傅。后來，那臺遠道從德國運來的小型取暖器并沒有派上大用場。

三臺機組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完成吊裝并投入運行。外方人員打電話向德國老板報告進度時，Jacobs先生一時不敢相信，反復確認是完成了一臺還是三臺。

懷著援助者心態來到中國的外方人員，看到了“甩頭豹子”的智慧，看到了在機艙傾斜時勇敢爬上去的中國工人，看到于午銘為了籌措資金的左沖右突、上下求索，看到了一個資源豐沛的市場處女地，看到了勃勃商機，也看到了中國向世界張開懷抱的殷切眼神。

后來，德國雅各布斯（Jacobs）公司主動向于午銘提出技術轉讓的意向，成為后來600千瓦國產化機組的第一批圖紙。

哪里有什么意外，命運從來是山重水復中的水到渠成、實至名歸。

一半工程師、一半商人

1992年春，達坂城風電場突發險情。

進口的100千瓦機組，機械內部的剎車液壓系統失靈，葉尖釋放的剎車降落傘瞬間損毀，風機葉片無法制動，進入失控狀態。巨大的震動，使幾十米外的地面都在震顫。當時的風電場場長武鋼爬上了23米高的工作臺，冒死用撬棒撬、用千斤頂頂住剎車，排除了險情。放到今天，這樣的處理方式甚至是違反安全規程的。運行維護進口機組，不是一件容易事。一旦設備遇到故障，只能找國外工程師，其單次服務費相當于100多名工人一個月的工資。而且，即便是一個塔筒上的小零件，排期維修都需要等半年之久。買設備貴，運行維護貴，無形的成本更高。

當年曾經有一種說法：“凡是塔架上漏油漏得黑乎乎的，就是國產的（機組設備）；凡是塔架上干干凈凈的，就是進口的（機組設備）。”還有人說，我們“既要有寶馬奔馳，也要有夏利這些”。“寶馬奔馳”指進口設備，“夏利”指國產設備，其中對品質和價值的判斷不言自明。

國產化已成中國風電行業的切膚之痛。1986年“七五”科技攻關計劃中就列入了55千瓦風電機組研發項目，“八五”期間確定了200千瓦風電機組的科技攻關，但這兩次都沒有實現市場化和產業化生產。十年之后，風電工作者們終于將這個目標推進到了量變向質變轉化的前夜。

1997年開始，國家計委提出“乘風計劃”，設想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推動本土風電機組制造業高起點發展。

于午銘滿心歡喜地去北京叩門，卻接連碰釘子。

在他們找到國家計委之前，“乘風計劃”已經確定了實施單位，是兩家軍工國企分別和國外公司組成的合資公司。于午銘得到的回絕很干脆：“不要說我們的招標已經結束，并且選定了兩家公司，就算才開始招標，也不可能考慮你們。這么大的項目，國家怎么可能放到你們那么邊遠的地方呢？”

當時，國家科委已經把大型風電機組的研制列入“九五”科技攻關計劃。就算希望為“九五”科技攻關項目供貨，這支新疆團隊仍然不被看好。

命運的齒輪再一次神奇轉動。用于午銘的話來說，“瞌睡遇到了枕頭”。德國雅各布斯（Jacobs）公司經歷了與新疆風能公司的幾次順暢合作后，主動拋來了橄欖枝，詢問于午銘是否有意承接大型風機技術轉讓。雙方僅用兩天時間就確定了引進協議的基本框架，又經過在德國的兩周洽談，將引進600千瓦機組的合同最終確定下來。這份合同，將“乘風計劃”原本選定的那兩家實施單位遠遠甩在了身后。

從德國返回北京，于午銘一刻未停，直奔國家科委。

當于午銘將合同擺在國家科研攻關項目負責人的面前時，他們又驚又喜，驚在國家計委此前確定的兩個單位還不知道要做什么樣的機組，新疆這個“邊遠地方”的團隊竟然已經把成熟的合同簽回來了；喜的是無論如何，這是全國第一家簽到引進合同的企業，國產化進程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新疆風能公司就這樣硬是拿到了一張“入場券”，成為國家科技攻關項目的“替補隊員”，再成為“正式隊員”。等到“九五”科技攻關合同正式簽訂下來，已經是1998年了。

此時距離項目收官，只剩兩年時間。

于午銘的面前，還擺著資金難題。1996年新疆風能公司才擺脫生存問題的困擾，全年收入也不過500多萬元。新的技術引進需要4500萬元的資金量，銀行貸款可以解決2500萬元，還有2000萬元的缺口。

▲1997年7月，于午銘與德國雅各布斯（Jacobs）公司簽訂600千瓦風電機組引進合同（左一為于午銘，右一為Jacobs先生）（供圖：于午銘）

沒有別的辦法，這個項目必須在科研攻關的同時作為一個投資建設項目來實施，必須講求經濟效益、爭取投資回報。于午銘在內部成立攻關機構的同時，對外履行了建設項目的一切報批手續，編制了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和實施方案，取得了相關主管部門的批復，取得了進口技術與設備稅收優惠。

然后，他把自己一分為二，一半是工程師、研究人員，一半是商人、創業者。一半時間，用來和同事們研究消化幾大箱德文和英文技術資料，一半時間，千方百計去籌錢。山重水復之中，這個工程師出身的探路者，開始親手操盤十年前第一次聽到的那個概念——“股份制”。

1998年，新風科工貿在烏魯木齊注冊成立，由國家（科研經費）、企業（經營積累）、職工（現金投入）共同投資入股，按照同股同權同責的原則進行經營管理，實行現代企業制度運作，并在之后不斷獲得資金的注入。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西北，由職工集資入股的辦法，曾被斥責為“胡鬧”。于午銘已經拜訪過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幾乎所有具備資金實力、可能洽談投資或合資的機構，但都沒有結果。要拿下國產化科研攻關，已經沒有退路。

他又一次來到達坂城風電場。那時，每天只有一趟公交班車能從烏魯木齊到達達坂城風電場。如果趕不上，就要坐火車到芨芨草子火車站，然后走一個多小時的路才能到達。來新疆風能公司近10年，于午銘有不少節假日是在風電場度過的，最初是因為安靜，可以不受打擾地趕寫材料或者看技術文件，后來就成為習慣，并喜歡上了風電場的生活。

十來個人常年在這里值班，吃住工作都在一起。每天日落的時候，雪山與彩霞輝映。夜里風聲有如狼嚎，卻也別有韻味。達坂城風電場專門設了“英語角”，值班之余，場長要求大家學英語、練英語，進而翻譯國外的風電資料。

所有人的心血，都凝聚在這里。

爬上風機用千斤頂排險的場長武鋼、去找潤滑油貨源卻意外發掘了加油站商機的生產技術科長王進、在寒風中坐露天車皮的韋超和張華、帶來“甩頭豹子”的老師傅，還有全公司英語水平較高的年輕人李力，跟隨于午銘在德國談判時，白天做翻譯，晚上整理合同。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于午銘早就堅持不下去了。公司渡過難關之后，他曾組織過全體討論，集思廣益，大家也認為新疆風能公司只有一條路——做國產風機。

1998年6月，一次重要的股東大會在達坂城風電場召開。新疆風能公司當時僅有的100名職工，一舉湊出了353萬元股金。于午銘還向新疆風能公司的娘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水利系統吸引來了497萬元職工集資款。2000萬元的資金缺口，靠眾人拾柴、聚沙成塔，解決了850萬元。

銳意創新、敢為天下先，也正是那個年代的風尚。1997年，中共十五大肯定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實現多樣化，股份制開始積極試點。1998年，中國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接著展開。在達坂城，為了實施股份制而成立的新風科工貿，后來脫胎成為風電巨頭、上市公司——金風科技。

“替補隊員”的沖刺

200多份招標邀請發往全國各地，不少受邀的企業卻沒有信心承接，最終34家企業參與投標。一點一點地，最終每個關鍵部件都有兩個以上的廠家合作攻關。有些工廠說：“先不提錢，我們先試著做，做出來你們試試看行不行。”

這就是國產化科研攻關之路開啟時的境況。國外企業曾質疑中國人“發電機、齒輪箱、電控系統、葉片等五大部件一個也造不出來”。這是來自對當時中國工業基礎現實的印象和判斷。

老路子肯定行不通。于午銘回憶道：“傳統計劃經濟下，研制某種設備基本上都會采取‘大而全’或者‘小而全’的模式，我們從一開始就摒棄了這種思維，提出要廣泛依靠社會化市場化協作，自己只做最核心、最擅長的事。”底氣從何而來呢？

于午銘后來說：“看完他們的工廠（Jacobs公司在德國的制造廠），我對國產化這件事的信心就更足了，因為他們制造風電機組的車間并不大，人員也不多，自己主要做總裝及銷售。在新疆建設一個類似的，甚至條件比他們更好的總裝廠是沒有問題的！”他的打算是，就算我們只做到70%自產，其他一些零部件靠進口，也是很大的進展。“兩頭在內、中間在外”的國產化攻關模式應運而生。

一手抓風電機組設計與制造的核心技術，另一手抓機組的總體裝配、試驗檢驗、銷售服務等；“中間在外”指機組零部件制造要充分利用全社會資源，通過市場協作的方式來解決。按于午銘的說法，設計和市場一定要牢牢攥在自己手里，零部件生產則要用“他山之石”。事實上，這也是被后來一系列國產化進程反復印證的有效路徑，今天繼續在大飛機等最前沿的工程制造領域發揚光大。

在這樣的思路下，新疆風能公司在1997年底編制了機組零部件的9套招標技術文件，面向全國公開招標，34家國內知名企業參與了投標，“我們就通過這種市場協作的方式，動員全國機械制造力量投入大型風電機組的國產化研制”。每個關鍵部件都有兩個以上的廠家合作攻關。為了解決600千瓦異步電動機在發電工況下的工作問題，他們輾轉聯系到異步電機設計與制造的老工程技術人員張文書；為了破譯并消化電控裝置，他們從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尋找外援并拉來了新疆工學院的索南加樂博士。

每天都在排除故障和解決問題中度過。用在電機中的一段20厘米引線，因為最初的方案過細、載流量不夠，一運行就溫度過高，反復檢查無果，直至返廠檢修才發現問題。

整機總裝與調試中遇到的困難更多。剛開始投入運營的機組中，頻頻出現齒輪箱因溫度過高而不斷報警的問題。來回檢查齒輪箱卻找不到問題，最后發現是因為機艙內部通風設計不合理、通風量不足，造成艙內溫度過高。技術團隊試了各種辦法來檢測、調節機艙內空氣的流動走向，最終問題得以解決。

在征服一個又一個故障和問題的過程中，圍繞風電機組的工程經驗像星火燎原，最終的進展速度令人震驚。第一批生產的兩臺機組整機國產化率為36.5%，并在1998年7月并網發電。第二批的三臺機組整機國產化率提高到53%，在1998年底正式投入運營。第三批的四臺機組則在1999年11月前先后投入運營，整機國產化率達到了78%，超過了國家攻關計劃的要求。

兩年時間，就迎來決定性的勝利，這超出了于午銘的預想。

2000年，在保定550廠（后來的中航惠騰風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的努力下，原先最為擔憂的葉片也研制成功并安裝在國產化機組上，國產化率飆升至96%。在同年8月底，項目第十臺機組并網發電。

又是冬日的達坂城。科技部（原國家科委）、國家計委、水利部、國家電力公司領導及風電專家們鄭重做出鑒定結果：“600千瓦國產化風機結構設計合理，性能可靠，達到了攻關合同的各項指標，是國內首次研制成功的600千瓦風機，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和較大的推廣價值，填補了國內空白，整機性能和引進的風電機組相當，屬國內領先水平。一致同意通過鑒定驗收。”

達坂城風電場逐漸走上前臺，這位俏麗的少女，一點點被揭開面紗。2000年，她迎來了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乘風計劃”的負責人周篁和基礎產業司司長宋密。為了一睹國產化零部件的運行情況，周篁爬上了運行中的風機。43米高的風機機艙，相當于15層樓高，全程通過垂直鋼梯上下。眼見為實，周篁心服口服。于午銘團隊正式被列入“乘風計劃”。最終，是這個“替補隊員”第一個沖過終點線。

▲于午銘在“600千瓦國產化機組”驗收鑒定會上做攻關工作匯報（供圖：于午銘）

金風啟航

今天，每當聽人說到承德，于午銘會兩眼猛地一亮：“你是承德的？”

“承德”這兩個字，對他有特別的意義。攻克國產化機組制造后，他們從承德迎來了最重要的一位買家——承德紅松洼風電場，一次性訂購6臺。“這場仗打贏就有未來，打不贏我們就完蛋了！必須破釜沉舟！”

這是風電機組從試驗場到商品化的關鍵一躍。首批出貨機組的電控系統，遇到低溫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情況。為了確保系統百分百穩定，公司派駐技術人員實時監測機組試運行，在承德項目完工前，幾乎所有骨干員工都在現場住過馬棚。

2001年9月2日，6臺機組完成組裝，從達坂城出發，前往承德，走向全國市場。正是在這一年，新風科工貿整體變更，設立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年，金風科技賣出了167臺風機，2008年向古巴售出6臺750千瓦機組，開啟了海外征程。它投放到巴基斯坦的一批風電機組，在南亞40攝氏度以上的環境中常年保持穩定的發電性能，一戰成名。

▲使用600千瓦國產化機組的河北承德紅松洼風電場（供圖：于午銘）

2007年金風科技在A股上市，2010年在港股上市。如今，金風科技的產品已遍布六大洲40個國家，成為國內風機企業出口的第一大戶。2013年，全球風電新增裝機前十名中，已有超過一半是中國企業。2024年5月，金風科技在巴西完成首個海外風電總裝廠的收購。國產化的意義，是風電單千瓦造價從最高的8000多元下降到現在的2000元。在中國風機企業持續的努力下，成本還在不斷降低。

幾十年后回頭看，一路走來的“九九八十一難”，缺了其中任何一個，可能都不會在30年時間里，把一個偏居大西北、原本僅幾十人的科研項目攻關組，造就成分支機構遍布全國與海外、員工一萬多人、2023年按年新增銷售機組容量排名全球第一的大型風電設備制造企業。

晚年的于午銘寫下他對“金風之路”的思考：“金風科技的前身新疆風能公司、新疆風能研究所源于水利系統，既缺乏機械制造行業的基因，又沒有電力行業的背景，局外人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金風科技是非電力行業搞風電、非機械制造行業造風機，‘出身’存在先天局限。更重要的是地處邊遠的新疆，給人的印象就是落后、荒涼，一種典型的說法是：‘新疆嘛，養羊、種瓜還差不多，造什么風機呢？’就是在這些先天資源困難條件下，金風人堅定地秉承‘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不迷信、不畏難，胸懷‘擔當起民族風電制造業領軍者重任’的崇高信念，大膽進行機制、管理與技術創新，同時，充分發揮自己經歷了國內第一個商業化運營的達坂城風電場建設過程，具備風電項目開發、運營管理、吸收消化國外風機技術等方面的經驗，又能切身體會風電場建設業主的心態和需求等優勢，硬是脫穎而出，闖出了一片新天地，在遠離祖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邊疆，催生出了一個風電設備制造行業的全國性領軍企業。”

2001年那個秋天的下午，目送6臺風機啟程前往承德之后，于午銘在風電場上站了很久。達坂城的秋天，白蠟樹一片金黃，天空碧藍，不帶一絲雜質。陪伴金風出生、目送它踏上征途之后，于午銘轉身退休卸任，把接力棒交給了年輕人。

這一年，他寫下一首小詩抒懷：

人間四月芳菲至，莫嫌早春雨來遲。陰晴霜霧冷暖驟，矢信花果總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