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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歐盟委員會宣布啟動對中國出口的所有光伏組件和部件(包括太陽能電池片、硅片)進行反傾銷調查。9月18日，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法律服務部主任劉慧娟向《財經》記者透露：“原告同時也提交了反補貼的申請，歐盟委員會應該會在10月下旬就反補貼立案調查。”
這是迄今為止歐盟委員會立案的最大金額反傾銷調查，也是中國迄今遇到的金額最大的貿易訴訟。根據歐盟的計算，2011年中國向歐盟出口了總價值210億歐元的太陽能面板和相關部件，出口量占中國光伏制造業總產量的70%。
今年5月，先行發起對華光伏組件“雙反”(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的美國商務部，宣布對中國光伏企業開征最低稅率為31.18%的反傾銷稅。
美國市場的規模尚不及歐盟市場的十分之一，如果歐盟開征與美國相同稅率的反傾銷稅，中國光伏企業將面臨滅頂之災。
“我們只能承受10%的稅率。”中國英利綠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NYSE:YGE)總裁特別助理陳卓告訴《財經》記者。
以營業收入計，英利是國內最大的光伏產品制造商，光伏組件出貨量占中國企業輸歐組件的六成以上。
“冬天來了，多備棉衣。現在全行業資金流都有問題，就看誰能扛過去了。”英利綠色能源董事會主席苗連生向《財經》記者表示。
在他身后，2萬多名員工不得不再次創業，產業鏈延伸、尋求戰略合作伙伴、新興市場拓展、開辟能盈利的輔業都將是英利乃至這個行業要邁出的步子。目前，中國有上千家光伏制造企業，約有40萬從業人員。
慶幸的是，國家能源局在9月12日適時地推出了《太陽能發電“十二五”規劃》，按這個規劃，未來國內的市場需求將比預期高出一倍。
然而，很多企業未必能等到國內市場平穩落地的那一天。眼下這場訴訟，對早已內外交困的中國光伏產業來說，實在是太過兇險。
意料之中的訴訟
中國光伏產業2004年還默默無聞，如今中國已成最大太陽能面板生產國，占據歐盟市場的80%、全球市場的65%
提起此次對華反傾銷申請的，是總部位于德國的Solar World公司及其發起的行業組織EU ProSun。該組織是為了向中國開展“反傾銷”訴訟而組建的，代表20多家歐洲的太陽能面板和部件生產企業。
EU ProSun于7月25日提出申請，指控中國光伏企業以低于生產成本的價格，將太陽能面板和部件傾銷到歐洲市場。
EU Prosun的總裁Milan Nitzschke代表該組織表示：“我們計算出的中國光伏產品的傾銷幅度在60%－80%，而這導致僅2012年就有超過20家歐洲太陽能制造企業倒閉。”
Nitzschke也是德國光伏企業Solar World的副總裁。Solar World自2011年起結束了美國和德國的部分生產經營。
在2004年，中國光伏產業還默默無聞，如今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太陽能面板生產國，占據了歐盟市場80%的、全球市場65%的份額，歐洲和美國的光伏企業則節節敗退。
在歐洲，挪威的REC公司已經關閉了所有挪威國內的硅片和電池片生產。英國公司BP-Solar于2011年9月宣布停產。德國的Phoenix Solar從2011年11月開始裁員。而曾經是德國最大也是全球領導者的Q-Cells公司于2012年4月宣布破產，隨后被韓國的韓華化學收購。
在美國，太陽能組件制造商Evergreen于2011年8月破產。光伏上游企業MEMC在2011年11月也宣布了全球范圍內的重組、裁員和產能削減。Solyndra、Beacon Power兩家公司，在分別獲得了美國政府5.35億美元、4300萬美元的貸款擔保之后，仍抵不過市場的逆流，于2011年相繼倒閉。
復旦大學法學院國際貿易法教授陳治東向《財經》記者坦言：“歐盟委員會立案調查，這很正常，因為歐盟有反傾銷法。歐盟的企業依據法律提出反傾銷調查的申請，歐盟委員會也有法律義務來立案調查。”陳治東也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高鵬律師事務所主任王磊是國內經驗最豐富的反傾銷訴訟律師之一，正在代理國內光伏企業在美國和歐盟的反傾銷官司。他認為歐盟的反傾銷調查完全在意料之中。“除非歐盟放棄光伏制造環節，否則不會坐視中國企業通吃這個市場。”
歐盟委員會的官方材料顯示，EU ProSun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包括中國出口商對于歐盟市場構成價格傾銷(售價低于成本價格)，以及傾銷對歐盟相關產業造成了損害。因此，歐盟委員會決定展開反傾銷調查。
歐盟的反傾銷調查從立案到終裁，可能長達15個月。立案調查啟動后的9個月內(本案是到2013年6月)，歐盟委員會將公布其初步的結論。在初步裁定“傾銷”和“損害”均成立且存在因果關系的情況下，就可以征收臨時反傾銷稅。
6個月后(本案是2013年12月)，歐盟委員會將作出“傾銷”和“損害”的最終稅率裁定。
劉慧娟告訴《財經》記者：“EU ProSun也提交了反補貼的申請，歐盟委員會應該在10月下旬就反補貼立案調查。”
讓中國企業希望猶存的是，歐盟委員會有一個稱為“歐盟利益測試”的環節，如果測試結果顯示征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不符合歐盟整體利益，那么歐盟委員會就有可能不征稅。
科文頓·柏靈律師事務所歐洲區合伙人George Berrisch有20年歐盟委員會行政訴訟的法律經驗。他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歐盟委員會的利益測試機制并非簡單從商業利益出發，還有政治考量。因此假如利益測試認為征稅不利于歐盟整體利益，那么即使傾銷和損害確實存在，也仍會作出不征稅決定。”
高盛高華的分析報告認為，提高對中國光伏組件的進口關稅，不但將增加歐洲太陽能設備的安裝成本，而且也將延緩歐洲太陽能電價下降的進程。
歐洲智庫國際政治經濟歐洲中心(ECIPE)主任Fredrik Erixon則對《財經》記者分析說：“歐盟利益測試是一個彈性很大又無形的參考因素，它不止基于經濟方面的調查結果。”
根據“歐盟利益”的考慮結果，歐盟委員會向歐盟部長理事會建議：終止這個案件，不采取任何措施，或者采取長達五年的反傾銷措施。
如果歐盟委員會向部長理事會提出征收反傾銷稅的建議，那么歐盟27個成員國將依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投票表決是否通過。
陳治東認為，根據以往歐盟對華的反傾銷經驗，一旦歐盟立案調查，結果必定是中國企業被征收懲罰性關稅，區別只是稅率大小的問題。本案涉案金額超過200億歐元，如何把握“歐盟經濟利益”這張牌，對于中國政府和應訴企業來說至關重要。
不要抱幻想
“不能用國內的思維模式來推測歐盟的反應。歐盟司法獨立，法律程序一旦啟動，政府不可能干預”
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加大了在歐盟委員會和歐盟成員國的游說力度。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崇泉，率中國政府代表團于9月12日至14日接連訪問德國和歐盟總部布魯塞爾。
崇泉在德期間，向德國經濟部、總理府，以及外交部的高層闡述了中方立場：“如果歐盟采取貿易限制措施，則對中德、中歐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都將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
9月5日，歐盟委員會宣布發起光伏反傾銷調查之日的前一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北京向中方表示，愿意通過磋商的方式來解決中歐光伏行業的貿易摩擦。
崇泉訪歐時表示，希望德方落實兩國總理達成的共識，公開重申支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反對歐盟對光伏電池采取反傾銷措施的原則立場。
在布魯塞爾，崇泉與歐盟貿易總司司長德馬迪進行了近三個小時的磋商。據中國商務部發布的信息，德馬迪表示歐方了解避免貿易沖突符合雙方的利益，在立案調查的過程中，歐方愿意在世貿組織規則和歐盟法律框架下，同時就此案與中方進行磋商和討論，雙方業界也可自主決定、展開磋商。
而9月19日和20日，在與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共同舉行的第十五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中，溫家寶總理重申了中方希望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光伏貿易爭端的立場。
中國政府的上述努力能取得何種成效，業內人士看法不一。
王磊認為，通過歐盟成員國最后投票來否決開征反傾銷稅的先例非常少，“十不及一”，法律程序啟動之后，唯一的變化就是原告撤訴。“這是最體面的結果，要靠歐盟的太陽能電站業主與申請調查的歐盟光伏企業進行博弈，靠利益集團去說服歐盟相關成員國的政府。”
對于默克爾在北京的友好表態，王磊認為，“那完全是一個外交辭令，我們不要抱幻想，不能用國內的思維模式來推測歐盟的反應。歐盟司法獨立，法律程序一旦啟動，政府不可能干預。”
ECIPE的主任Fredrik Erixon亦不認為中國能夠與歐盟委員會達成任何直接的協商解決協議。“因為歐盟委員會不能參與政府間的磋商談判，它必須依循歐盟的反傾銷法律程序立案調查。”
不過，Erixon指出，如果默克爾兌現訪華時的口頭承諾，那么德國在歐盟理事長會議上將投出反對票，而德國的投票也會影響到整個投票結果，因為德國支持的一方經常是勝出的一方。
美國德匯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William Perry曾任職于美國貿易委員會(ITC)總法律顧問辦公室、美國商務部首席法律顧問辦公室和反傾銷調查辦公室。在美國對華光伏產品的“雙反”調查案中，他代表皇明太陽能(Himin Solar)和優太新能源(Upsolar)應訴。
Perry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歐盟委員會的案子有機會通過政府之間的妥協來和解，而美國的案子因為它錯失了由各相關利益方聯合向美國商務部請求中止協議的時機，已經無法逆轉。“相對于美國的案子，歐盟的案子更容易通過政府和政府之間的交易，或者一個價格承諾的協議來解決。”
在這個政府對政府的游說過程中，中國企業也參與其中。天合光能(NYSE:TSL)董事長高紀凡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他們也將與行業和中央政府一起同歐洲溝通。“盡可能讓反傾銷案不要走到歐委會裁定的階段，而是之前就通過協商來解決。”
在美國的“雙反”案中，應訴的中國企業和不應訴的中國企業，最終拿到的是有天壤之別的反傾銷稅率。
在經歷了美國“雙反”案之后，面對歐盟的反傾銷調查。更多的中國企業知道必須主動應訴，才能為自己爭取利益。
根據美國商務部5月17日的初步裁定，征收反傾銷稅的稅率雖然在31%-249%之間，但其實只有三個稅率。
第一類，天合光能和無錫尚德(NYSE:STP)作為光伏行業老大，是美國商務部指定調查的公司。結合它們提供的材料信息和實地調查，美國商務部分別給出了31.14%和31.22%的特定公司稅率。
第二類，其他所有公司都可以遞交“單獨稅率”的申請，只要能夠證明其出口行為無論在法律上還是事實上都不受中國政府的干預，就適用于31.18%的單獨稅率(即特定公司稅率的加權平均值)。共有59家應訴公司獲得了單獨稅率。
第三類，沒有遞交單獨稅率申請的，或者遞交了但是不能證明其出口行為屬于市場經濟活動的公司，則被施以249%的中國普適稅率。
《財經》記者了解到，歐盟委員會也有類似的機制。首先，歐盟委員會將給出抽樣公司的特定公司稅率，根據以往經驗，抽樣公司的數目在5家－10家。其次，對沒有被抽樣的應訴企業會給出一個稅率(即各抽樣公司的特定稅率的加權平均)。最后，對不應訴企業給出一個最高稅率。
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的說法頗具代表性：“從行業的角度，我們會和政府一起去歐洲溝通；從企業的層面，我們會積極地去做單獨的應訴。”
而對于中國企業的應訴策略，王磊建議應該著重于無損害的抗辯，從技術層面去論證歐盟光伏市場遭受的損害與中國出口產品的所謂“傾銷”沒有因果關系。
《財經》記者從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了解到，機電商會正在組織全行業重點企業進行無損害抗辯，主要是證明中國光伏產品對歐的出口并沒有造成對歐洲同類企業的損害或者損害的危險。
即使努力應訴，《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律師均認為，企業要證明完全不存在傾銷是非常困難的。這其中，中國不被視為具有市場經濟地位國家，進而以不合適的參照國做成本比較是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中國簽署的入世協議，在2016年12月11日之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不被自動承認。進口國在對華反傾銷調查時，可以不使用中國國內的價格或成本，而選取第三方替代國的價格和成本來裁定來自中國的進口是否為傾銷。
此次歐盟反傾銷調查，選取的第三方替代國為美國，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這幾乎意味著該案將以征稅結束。
根據規定，中國可以在9月18日之前就此向歐盟提出申訴。劉慧娟告訴《財經》記者，機電商會方面已經向歐盟方面申請延期一周，用以尋找更合適的替代國，比如新加坡、印度、泰國以及一些東歐國家。
但是，如果中國選擇的替代國企業不愿配合歐盟的調查，那么美國企業仍然會被歐盟作為本次反傾銷調查的價格比較對象。
科爾尼咨詢公司董事程鵬博士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預測，歐盟最終會對中國光伏企業征收反傾銷稅，否則難以平衡各方利益，但會是一個比較低的稅率。
陳治東也認為歐盟的反傾銷稅率不會像美國那么高，因為歐盟光伏發電企業的影響和利益都要大于美國。
劉慧娟坦言，判斷結果好壞的關鍵不是征稅與否，而是中國光伏出口企業能不能繼續生存。“類似的貿易糾紛不可能有一方大獲全勝，我們希望通過努力，最后即便征稅，中國光伏制造企業和歐洲光伏發電企業也還能夠有發展的空間。”
畸形的“冠軍”
在由上游硅料、中游組件和下游電站所構成的光伏產業鏈中，中國光伏產業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畸形發展態勢
今年5月，美國“雙反”已經作出初裁，參與應訴的中國企業，所獲得的稅率普遍在31%左右，而未參與應訴的企業稅率則高達249%。但一些企業認為，從實際效果上來說，31%與249%并無本質區別。
陳卓告訴《財經》記者，根據英利內部測算，歐美“雙反”最后確定的稅率如果不超過10%，尚在企業的承受范圍之內，一旦超出這一數值，意味著該市場已對英利關上大門。
其他國內光伏組件企業的情況與英利類似。高紀凡透露，美國“雙反”稅率超出了天合的承受能力，但是其“雙反”的內容僅限于原產地為中國大陸的電池片。目前天合光能通過與臺灣企業合作，使用臺灣的電池片組裝產品，可規避“雙反”稅率，將產品銷往美國。這也是目前中國企業的普遍做法。
但此次歐洲反傾銷對象的范圍，不僅包括太陽能電池片，還延伸到了晶體硅光伏組件和硅片。王磊指出，“這是歐盟反傾銷調查的一貫做法，不僅針對產品本身，還牽扯到上下游，把路都堵死了。”
三年時間，中國光伏組件產品遭到“三連擊”：2010年起，歐洲光伏裝機大國德國和西班牙開始下調補貼；2011年美國發起“雙反”調查；2012年歐盟反傾銷又接踵而至。
這不能簡單歸因于貿易保護抬頭。自2005年中國光伏組件產業出現爆發性增長至今，該產業一直處于畸形發展的狀態。一方面，光伏產業市場與原料“兩頭在外”——產品的70%銷往歐洲，同時從歐洲大量進口硅原料。
另一方面，大量涌現的光伏組件制造商并未推動本國光伏發電項目發展。受制于電網并網問題及產業政策乏力，國內光伏發電一直未取得與組件產業相稱的發展速度。在由上游硅料、中游組件和下游電站所構成的光伏產業鏈中，中國的光伏產業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畸形發展態勢。
在國內光伏組件企業的發展歷程中，常見地方政府的影子。從2005年起，受惠于各級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優惠條件，中國光伏制造產能迅速躍居全球之冠。而2010年出現行業拐點后，光伏企業又寄望于地方政府制定救助方案及中央政府出面游說外國政府以緩解壓力。出于各種利益考慮，地方政府有形的手一直在干預產業發展，而光伏組件企業也來者不拒。
這期間，光伏組件企業被地方政府奉為座上賓，各地紛紛出臺政策，拋出無息貸款、零地價等優惠條件。擴張和投資，那時是光伏領軍企業的實力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彼時擴張越猛的企業，今天面臨的壓力也越大。
不斷膨脹的產能還使得光伏組件企業之間的競爭出現白熱化，價格戰一再升級。天華陽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蘇維利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光伏組件企業并未擁有真正有競爭力的核心技術，在新進者不斷加入之后，組件產品價格一跌再跌。
尚德年報顯示， 2006年其光伏組件的平均出貨價格為3.98美元/瓦，2011年跌至0.43美元/瓦，跌幅達89%。在晶科能源(NYSE：JKS)創始人兼CEO陳康平看來，原料價格下降、制作工藝規模化和成熟化都是光伏組件價格下行的驅動力。晶科的組件價格也從2011年初的1.75美元/瓦下降到0.7美元/瓦左右。而價格戰的主戰場，則是歐美的光伏裝機大國。
高紀凡亦坦承，國內企業的過度競爭是導致目前局面的重要因素。“盲目投資引發產能過剩進而導致過度競爭，一些優秀的企業也受牽連，沒有過度競爭，貿易保護主義的風根本吹不起來。”
從2005年至今，中國乃至世界光伏市場的迅速發展都建立在政府補貼和幫助之上，只是形式各有不同。
在中國，地方政府直接為組件企業在土地、稅收、貸款上提供優惠條件，使得中國在光伏組件制造方面異軍突起，成為整個產業鏈中最強的一環。
在歐美，政府大幅度補貼光伏電價，這在促進光伏電站投資的同時，也帶動了光伏組件企業的發展，中國企業尤其受益。
但自2010年以來，歐美政府的補貼大大減少，光伏裝機大國德國從今年3月起，針對不同規模的光伏發電系統的補貼額下調20%至30%。經過上一輪的快速發展后，中國政府亦開始反思對光伏組件企業的扶持政策，在這一領域的招商引資態度愈發謹慎。
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補貼經濟無以為繼，失去了補貼的光伏發電項目無論是在穩定性還是經濟上都與傳統的電力形式如火電、水電、核電相去甚遠。在發電效率上，光電也不及風電。未來，全球光伏產業有可能出現萎縮局面。
政府補貼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蘇維利認為，光伏產業需要尋找新的增長模式——實現光伏發電的平價上網，讓光伏電站真正擁有競爭力。
擠壓組件商的利潤空間，降低光伏電站造價成本，是光伏發電在價格上擁有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之一。
中國光伏組件行業的過度競爭和產能膨脹，雖然造成了市場上的種種混亂現象，但也推動了整個產業的發展。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業內人士均稱， “五年前，誰也不敢想象在2012年可以1.5美元/瓦至2美元/瓦的成本建造光伏電站。”
由于歐洲的電價普遍較高，蘇維利預計，在2014年至2015年，光伏電站有可能在歐洲部分條件出色的地區實現平價上網。“在西班牙南部光照充足的地區，我們已經有項目可以不依賴補貼，但似乎業主并不適應這樣的變化，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
但他也承認，目前主流的晶硅技術路線的產品售價已經很低，能擠的水分已經不多，要大幅度快速推動光伏發電平價上網，還是需要技術革新的支持。
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主要有三股力量推動了光伏產業的迅速發展：技術革新、政府補貼以及環保意識不斷強化。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政府補貼難以為繼，技術革新被認為是光伏產業商業模式轉型的核心所在，但幾乎所有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均表示，尚未看到能夠引發產業質變的技術出現。
誰是洗牌者
中國光伏制造企業的產能是全球需求的兩倍，兼并重組是唯一出路，洗牌者很可能是光伏行業之外的企業
對外出口遇阻，對內價格戰慘烈，中國光伏行業已陷入普遍的財務困境。
對中國的光伏企業來說，眼前的巨額虧損和資金鏈緊張，或許是比歐盟反傾銷更迫在眉睫的難關。近日，光伏中概股2012財年二季報相繼公布。數據顯示，主要光伏企業虧損額均加大：英利綠色能源虧損9019萬美元，同比增加255.21%；賽維LDK (NYSE:LDK)虧損2.21億美元，同比增加152.33%；天合光能虧損9210萬美元。尚德電力尚未出二季報，但預計二季度毛利率為負10%。
更嚴重的是，從中國光伏企業的現金流和償債能力來看，企業捱過行業寒冬的前景不容樂觀。截至2012年6月30日，賽維LDK有現金2.962億美元，短期借款則高達24.3億美元；天合光能現金6.6億美元，短期借款為7.34億美元；英利綠色能源有現金和限制性現金共8.8億美元，短期借款13億美元。尚未公布二季報的尚德電力，一季度末的現金為4.74億美元，短期借款為15.75億美元。各企業均有不小的財務缺口。而且除了天合光能，主要光伏企業的速動比率都低于1.0，尚德電力和賽維LDK更是低于0.5(速動比率是業內常用的一個衡量企業短期償債能力的指標，即速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的比值。一般認為，速動比率在1左右是健康的)。
眾多券商對光伏企業的償債能力表示懷疑。國金證券甚至認為光伏行業目前處于底部洗牌期，不排除一線企業退出市場的可能性。尚德電力和賽維LDK壓力最大，其債券價格也大幅低于面值，企業有破產風險。
光伏企業已感受到了資本市場的冷遇。英利的一位高層人士向《財經》記者坦言，英利在股市上已基本喪失融資能力，政策性銀行如國開行目前尚能提供貸款，但未來如何不好說。
英利今年5月發行了15億元人民幣的中期票據，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金壓力，但難以平衡商業銀行貸款停止的損失。“現在企業最需要有戰略眼光的銀行出手支持。銀行如果此時離開，或選擇觀望，企業就會很難受。”該高層人士表示。
盡管如此，一直以嚴格成本管理有別于其他光伏企業的英利總體情況尚可，尚未考慮用裁員降薪的手段來削減財務成本。
“找不到源頭活水，自然要靠減員增效。雖然英利不會降薪裁員，但我們從財務管理的角度非常理解那樣做的企業，這也是應對危機的一種辦法。”上述英利高層人士表示。
“那樣做”的企業名單已越來越長。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尚德電力決定暫停無錫地區部分電池工廠的生產，這次電池產能調整涉及的員工約1500人。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承認公司將裁減大約200個管理崗位。而此前賽維LDK已宣布裁員5554人，裁員比例為22%。
《財經》記者在英利總部了解到，雖然英利宣稱不裁員降薪，也正在控制產量。英利原定2012年出貨量為2GW(200萬千瓦)，在上半年完成近1.2GW的情況下，公司將放慢生產步伐，致力于員工的專業化培訓工作。
中國企業在過去幾年建立起來的產能已經遠遠超過了市場需求，而這些產能絕大部分仰仗國外市場消化，但國外的市場需求也是由當地的補貼政策驅動的。經濟不景氣的持續、歐美國家的補貼減少，導致在建的以及籌備的光伏項目都在削減，這加劇了中國光伏組件企業的產能過剩。
科爾尼咨詢公司合伙人Bernhard Hartmann甚至認為，中國光伏產業的問題與2008年底出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很有關系。順應保增長的號召，地方政府也各自利用地方財政平臺，大力扶持光伏組件企業，使其產能在2009年、2010年迅速膨脹。
“今天中國的產能已經達到了50GW－60GW，而全球的需求只有25GW－30GW。這種情況下，唯一的出路是兼并重組。我預計大約60%－70%的生產企業要關閉，尤其是那些產能小于10萬千瓦的、不具有規模經濟的公司。”Hartmann說。
但不止一家大型光伏企業的高層人士告訴《財經》記者，與前幾年擴充產能、拓展市場不一樣，現在大家都收縮戰線，將僅存的資金投入到風險最低的地方。“不少企業資不抵債了，現在不是收購的好時機。”
因此，重組很可能是由光伏行業之外的企業發起。今年以來國內外的三起收購，都印證了這一趨勢。
第一起是一季度的中海油收購阿特斯太陽能(NASDAQ:CSIQ)。彼時阿特斯市值1.48億美元，僅是高峰期的十分之一。央企中海油向媒體透露正和阿特斯董事長瞿曉鏵商議收購阿特斯，但沒多久即被瞿否認。
《財經》記者多方了解，證實此事基本屬實，收購告吹是因為估值不統一。在業內人士看來，阿特斯能被中海油看上頗讓人羨慕，大部分光伏企業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中國大唐集團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主投光伏項目的中層人士曾向《財經》記者表示，五大發電集團并不急著進入中游組件領域。“光伏企業已沒有太多議價能力，現在是我們主動的時候。”
第二起是賽維LDK傳出被地方國企托管。江西省新余市政府本打算用地方財政預算援助賽維，但杯水車薪無法緩解賽維困境，且地方政府直接干預民營企業的做法受人詬病。此后，江西銅業等省屬國企共同出資成立股份制企業聯合托管賽維的消息一度盛傳。
在業內人士看來，光伏企業員工數以萬計，一旦破產會加大地方政府的就業壓力。通過省屬國企將其國有化，不失為一個折中辦法。
第三起是韓國企業韓華化學收購德國企業Q-Cells。8月27日，韓華與Q-Cells的破產管理人達成協議，以555億韓元的價格收購Q-Cells的德國總公司和馬來西亞工廠。韓華同時還需要承擔馬來西亞工廠8.5億林吉特的負債。
Q-Cells曾是全球頂尖的光伏組件制造商，擁有技術優勢和在歐洲的渠道優勢。在融資無門又無法和債權人達成協議的情況下，Q-Cells于今年4月2日向法院遞交了破產申請。
Hartmann建議中國公司參照韓華案例，抓住機會收購歐美破產倒閉的光伏企業以獲取先進技術和工藝。“如果中國抓住機會的話，不出十年，當市場需求回歸的時候，中國將很有可能成為這個市場的領導者。”
啟動國內市場
中國各級政府看重的是稅收和就業，因此扶持重點是光伏設備制造。歐洲各國政府看重的是環保，因此財政補貼放在了光伏發電站，這是光伏產業制造在中國、應用在歐洲的根源
中國光伏企業集中在中游的電池組件生產環節，組件所需的硅原料、購買組件的光伏發電企業，絕大多數來自境外，因此被認為是輸出清潔能源到國外，制造污染在國內。
目前，歐洲是全球太陽能應用的絕對中心，僅德國一國，太陽能發電裝機總量即占全球裝機總量逾三分之一。
截至2011年末，全球太陽能發電裝機總量為6900萬千瓦，德國為2500萬千瓦。
2011年，歐盟諸國新增太陽能發電裝機量2100萬千瓦，其中意大利新增900萬千瓦，德國新增750萬千瓦，都超過了美國(440萬千瓦)和中國(300萬千瓦)當年末的裝機總量之和。
這一局面有望在未來數年內改變。9月12日，國家能源局發布《太陽能發電發展“十二五”規劃》(下稱《規劃》)，提出“到2015年底，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達到2100萬千瓦以上，年發電量達到250億千瓦時”。
與2011年的數字相比，這意味著7倍的裝機量增長和27倍的發電量增長。這同時意味著，當歐美市場對中國光伏組件產品筑起大壩之時，國內市場有望消納相當部分中國光伏組件企業的產能。
光伏和風電這些不穩定的發電形式，在國內現有的電網調峰技術下，確實可能會對電網安全產生威脅，這也是電網公司屢屢爆出棄風、棄光的重要原因。
多位受訪人士表示，歐美市場的門檻提升將迫使國內光伏組件商的產能回流，而這又可能會倒逼國內的電網改造，從而掃清光電并網的技術障礙。業內人士認為，現在的大電網架構不利于光電和風電并網。而歐洲風電光電大發展的技術基礎，則是分布式、互動性的小電網。
除電網消納問題外，中國光伏發電的產業政策及其執行力度，是啟動國內市場的另一關鍵因素。
2011年8月，發改委核定了每千瓦時1.15元和1元(均為含稅價)兩檔太陽能光伏發電上網標桿電價。當時，這被認為會大大刺激國內市場的發展。然而一年過后，國內光伏發電市場并未真正開啟。
蘇維利認為， “中國市場的體量確實讓人憧憬，但是作為對政府依賴性較大的行業，其發展還要取決于政府政策的科學性和穩定性”。
他指出，“目前政策執行的年限，以及如何具體執行，都不是很清楚。中央定的政策，到省市層面會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比如，如何保證補貼按時發放、補貼政策究竟能夠持續多久，這些在發改委的文件中都沒有明確說明，恰成為了中國市場困擾投資者的問題所在。
2011年，歌美颯風電技術有限公司(西班牙企業，亦有光伏項目)在山東省投資了兩個項目：一個拿到了每千瓦時1元的電價，當地政府按期發放了補貼；另一個雖然拿到了同樣的電價，但補貼遲遲未到位，對企業現金流造成很大影響。
天華陽光今年在西部某省投資建設光伏電站，地方政府已經核準了一份20兆瓦項目的路條，但當天華陽光與電網公司洽談并網事宜時，對方告知只能并網10兆瓦，而政府方面堅持路條是20兆瓦，必須按照此規模建設電站。最后經過商討，當地政府做了讓步，該投資項目規模削減為10兆瓦。
光伏產業在中國是新興產業，地方政府亦希望通過支持其發展而獲益。因此除直接對光伏組件制造業進行投資扶助外，地方政府亦會使用多種方法直接參與光伏產業其他環節的競爭，這讓投資者非常頭疼。“在歐美市場，完全是商業對商業，是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的市場行為。”蘇維利說。
天華陽光在另一個西部省份的遭遇則更加離奇。同樣是20兆瓦的發電項目，在商討并網事宜時，電網公司要求其以書面形式承諾，如果電網公司對該項目實行50%以下的電量限發，業主不得投訴。
2009年，政府推出的“金太陽”工程，被認為是支持光伏產業發展的重大財政政策。但該政策主要采取“事前補貼”方式，即項目投資方在項目開建之前拿到補貼，這導致很多光伏電站建成后無人監管，實際利用率并不高。
而在歐洲，大量的補貼政策采取“度電補貼”的原則，即根據光伏電站建成后的發電量和實際利用率進行補貼，這樣的補貼可能會延長投資者的投資回收期，但是保證了光伏電站的使用效率。
標桿電價出臺后，“度電補貼”形式也在中國以法規的形式被確定下來，但從絕對量上來說，中國政府的補貼力度遠不及歐美國家。
以德國為例，2011年德國新增裝機750萬千瓦，平均補貼價格約為每千瓦時0.2歐元，而中國2011年新增裝機容量210萬千瓦，平均補貼價格約為每千瓦時0.12歐元。
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政府對光伏產業的補貼，是刺激該產業在近十年里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然而中外政府執行補貼的思路卻不盡相同。
在歐洲，環保是各國政府的首要考慮，因此補貼主要作用于終端發電領域，對光伏電站投資者、運營商和光電用戶進行補貼。這一政策直接帶動了光伏發電項目的迅速發展，需求帶動產業，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新能源經濟之舉。
在中國，各級政府出于稅收和就業的考慮，對光伏組件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優惠條件，光伏中游產業迅速膨脹，卻并未帶動下游光伏發電市場的發展。
本刊記者袁雪對此文亦有貢獻
【作者：《財經》記者 施智梁 王真 朱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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