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認真加持之以恒，每個人都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凡是人能做成的事情，本著這樣一個原則，都能在你的腳下或手中實現”。6月7日，在成都財富全球論壇索菲特萬達酒店的采訪間里，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對本刊記者暢談夢想。

他完全有底氣這么說，因創建生產魚飼料的工廠，22歲的劉漢元便坐擁千萬財富，25歲后身價過億，逐漸成長為中國乃至世界飼料大王。2006年，令所有人大跌眼鏡，劉漢元跨界進入完全陌生的新能源領域，并在短短幾年里收獲“中國光伏新能源第一人”的頭銜。上帝似乎格外偏愛這個愛夢想的川人，目前劉漢元的兩個夢想恰恰與通威集團的兩大主業相吻合——食品安全與能源安全夢，對應于農業與太陽能光伏兩大產業鏈條。

在中國太陽能企業的發展譜系里，無論是劉漢元，還是通威集團，都顯得有些另類。不同于尚德集團董事長施正榮、皇明集團董事長黃鳴等企業創始人強大的技術背景，也不同于尚德、皇明、漢能專業清晰的公司定位，劉漢元領導下的通威，從做魚飼料轉戰新能源，總給人不務正業，乃至拉低光伏行業門檻之感。

可在劉漢元看來，世界上的事，只要想透徹堅持去做，就一定能做成，進入新能源領域，是經過深思熟慮后的選擇。

“在2006年跨入這一行業前，我們用了整整一年多時間，對整個多晶硅乃至太陽能光伏產業的競爭現狀、發展前景和自身條件、優勢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縝密的思考，尤其是對自身所具備的資金、技術、人才、市場及環境資源等各個方面進行了充分論證。”

事實上，并不為人熟知的是，劉漢元早在2002年已進入硅產業鏈條。更易為人忽略的是，魚飼料的生產并非缺乏技術含量的低端產業，從四川水產學校畢業，19歲便發明“渠道金屬網箱式流水養魚”的劉漢元更是一個技術狂人，通威做光伏新能源，并不缺乏技術基因。

更重要的是，劉漢元看到了新能源即將帶給世界的革命性變革。

“太陽能是我們目前可使用的能源中一次性轉化效率最高，并且使用最簡單、最可靠、最經濟的新興能源，具備十分獨特的優勢，是未來新能源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是劉漢元為2010年6月出版、與劉建生合寫的《能源革命：改變21世紀》一書中所寫的一段序言。

進入新能源領域后，與黃鳴相似，劉漢元以全國政協常委身份不斷為行業鼓與呼，建言政策扶持。他在2008年全國兩會上的提案：《加快發展太陽能光伏產業，構建國家能源安全供應體系》還在2012年11月6日被評為優秀提案。

在行業形勢最好時候進入，很快經歷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美歐“雙反”的一系列沖擊，劉漢元對行業依然充滿信心，決意將這場能源革命進行到底。

面對記者提問，劉漢元回答：“大方向沒變，也許未來一段時間大家會看到更大的動作，方向沒變，只是節奏有所改變。”

劉漢元的革命信心究竟來自何方？通威的新能源布局又將做出什么調整？

技術基因

1981年，當來自四川眉山小城的劉漢元在中專院校——四川水產學校畢業時，只有17歲。

在當時的中國，一年中能吃到一次魚簡直像過節一樣，據劉漢元回憶，在1983年春節期間，成都市場上豬肉一斤0.99元，鯉魚卻賣到12～13元一斤。

畢業后，劉漢元在眉山水電局當水產技術員，常年走鄉串戶宣講農業漁業技術。他用學到的技術指導著一個個養魚萬元戶，自己卻只掙每月38.5元的工資。漸漸地，劉漢元產生了自己養魚的想法。

報紙上，德國和日本自動化的養魚裝置甚至可以達到1立方米水體每年500公斤到1噸產量的消息更刺激了他。從水流考察、網箱材料、飼料配制到科研資金一個個問題的突破，劉漢元發明的“渠道金屬網箱式流水養魚”技術，大獲成功，折合畝產2.53萬斤，創造了四川養魚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產紀錄，該項目獲當年四川省水產行業科技進步一等獎。

1986年，該項目被列入農業部“星火計劃”，正式向全國推廣。就在劉漢元的養魚生意名聲大噪之時，他敏銳地察覺到更大的商機，開始投入全部精力研制魚飼料，轉型創辦飼料生產企業——眉山縣漁用配合飼料廠，進入養魚產業鏈條的上游，奠定了通威未來“全球最大水產飼料帝國”最初的基礎。

鮮為人知的是，從最初的養魚創業階段起，劉漢元就是一個業余電子產品研究愛好者。他可以自制單體管收音機、落地式音箱，乃至電唱機、直流電動機、電唱盤，動手能力極強。

2006年，當劉漢元決意進軍多晶硅市場時，著眼點仍是技術。經人介紹，他認識了70歲的多晶硅專家戴自忠教授。戴自忠宣稱自己有一套獨創的、尚未經生產驗證的多晶硅生產理論，與全球主流的“改良西門子法”相比，可使多晶硅生產成本大大下降，且不產生污染。兩人相聊甚歡，劉漢元看重老爺子的技術，決意一試。

當時正處多晶硅的黃金期，劉漢元渴望能早點進入市場，分享盛宴。2007年5月24日，通威集團與四川省樂山市人民政府簽署協議，斥資50億元與四川巨星集團聯合在樂山建立世界級多晶硅生產企業——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設計規模為年產多晶硅1萬噸，首期項目為1000噸。為降低風險，劉漢元將1000噸中的200噸交給戴自忠帶領的團隊去做。

2008年2月底，僅用了一年時間，戴自忠設計的200噸項目完成裝機、調試，創中國多晶硅產業最快速度。3月，項目正式試產，7月，首批正式試產的多晶硅樣品被送到美國權威機構檢測。純度超過了8個9（99.999999%），遠超太陽能發電硅片所需的6個9，并且生產成本降低了一半！

劉漢元將這項世界首創的生產工藝創新技術命名為“永祥多晶硅生產法”，并申請了幾十項專利。自此，通威的多晶硅生產技術引領世界先進水平，開始在新能源企業中脫穎而出。

誰能想到，一家生產水產飼料的企業卻有著與生俱來的技術基因，這一切與它的創始人自不可分。

產業鏈夢想

多晶硅生產順利啟動后，通威并沒有過幾天好日子。

高額利潤掀起的投資狂潮，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下，多晶硅的市場價格應聲下跌，從最高的400萬元/噸跌落到40萬元/噸以下。通威只趕上下跌前的末班車，在第一爐多晶硅賣出330萬元/噸的高價后，劉漢元不得不放緩項目上馬速度，并開始布局自己完整的光伏新能源產業鏈。

打開通威集團首頁，可以清晰地看到公司的產業鏈夢想，“計劃用5～8年時間，分三個階段，整合包括多晶硅、單晶硅、硅片加工、光伏電池片和組件生產以及完整而系統的光伏產業鏈，逐步將永祥股份打造成世界級太陽能光伏企業”。

完整的產業鏈無疑是劉漢元控制成本、帶領通威度過產業寒冬的重要武器。

事實上，通威的光伏產業鏈要比其集團首頁上描述得更全，行動也更早。“從氯氣、氫氣、氯水、三氯氫硅，到多晶硅都由自己生產。而賽維LDK、洛陽中硅等光伏企業，基本上都是從多晶硅開始生產的”，劉漢元在一次采訪中對記者說。

那還是2002年的事。樂山一家飼料企業巨星集團投了一個4萬噸的PVC項目給永祥股份，后因資金短缺，巨星邀通威以50%的股權進入永祥，全面接管生產管理。劉漢元自此成功進入氯堿化工領域，而氯堿可以生產三氯氫硅，三氯氫硅正是多晶硅的原料。

2010年6月7日，通威集團總投資達20億元的二期3000噸多晶硅項目啟動，并于2011年8月30日成功投產，而一期6000噸的項目也于2012年上半年投產。

此外，通威集團還在成都雙流投資興建了多晶硅深加工光伏項目，并在下游的太陽能發電領域，取得探索性的成功。

2007年，通威集團啟動“中華思源工程·陽光計劃”，每年拿出500萬元，連續十年，共捐贈5000萬元人民幣，用于太陽能研發，同時為欠發達地區提供光伏發電。截至目前，通威已在河北豐寧、四川理塘修建5個公益性質的光伏發電站。

2011年9月21日，通威集團在新疆投資260億元啟動光伏一體化項目，由永祥投資建設包括5萬噸太陽能級多晶硅項目、3GW太陽能硅片及電池項目和供生產所用的5座各35萬千瓦火力發電機組。

不斷將產業鏈拉長，同時隨時根據行業發展形勢，調整自己的發展節奏，同時，通威集團另一主業：飼料生產所提供的充沛資金支持，使劉漢元與多數同行相比，顯得更加從容不迫。

“放出來”的未來

在許多場合，劉漢元總不忘宣傳光伏發電的宏偉前景。

“如果將中國西部100萬平方公里沙漠化土地的1%架設光伏發電，即1萬平方公里所發電量就足夠目前全中國使用！”

而對制約光伏發電的關鍵因素——成本，劉漢元十分樂觀，“很樂觀地告訴你，它已經超過我的預期，今天的成本已經是書上（《能源革命：改變21世紀》）寫的2015年的成本”，在6月7日的成都財富全球論壇上，他對本刊記者說。

劉漢元用“種瓜得瓜”的譬喻進一步解釋：“到目前為止，中國光伏發電的成本已基本上可以控制到6毛錢到8毛錢，加上合理的收益利潤，可以用1塊錢甚至在不太長的時間里低于1塊錢的成本生產，在條件好的地方半年就可以把成本收回，差一點的地方一年可以收回來。而光伏組件可以穩定使用20～30年，也就說我們種一個瓜，可以收獲20～40個瓜，好的地方可以得到50個瓜。在我們人類的歷史上，這是一種空前的能源生產方式。”

繼美國實施對華光伏“雙反”制裁后，6月初，歐盟委員會對華光伏產品“雙反”的初裁結果終于落地——從2013年6月6日起至8月6日對產自中國的光伏組件征收11.8%的臨時反傾銷稅，如果在此期間雙方未能達成新的和解協議，將從2013年8月6日起將反傾銷稅提至47.6%。

劉漢元認為此次“雙反”，“歐盟成員國里絕大多數國家是反對的，百分之七八十的行業參與者也是反對的。只是個別企業、人員在自身利益驅使下進行的”，而這種“愛告狀的小男孩”的行為，實則出于對中國光伏產業“羨慕嫉妒恨”的心理，在某種意義上講，損人不利己。

可不管怎樣，面對美、歐接連對中國光伏產業施以辣手，政府與業界必須接招。面對尚德、賽維一批光伏代表企業的破產，劉漢元認為政府在“穩住國內產業方面動作太慢，舉措不夠堅決有力”，對眾人詬病的產能過剩問題，在他看來，“這個行業今天的產量還是未來的一個零頭，并不是根本的飽和，所以不需要這種練了冬天，練了苦力，最后活下來一個好種子再去發展”。

而目前制約國內光伏產業發展的最大問題在于，“認識和觀念的不到位，政策和配套措施的不及時”，應該盡量運用市場機制制定政策。

談到這里，劉漢元脫下西裝，將身體從沙發中拉了出來，“比如電價收購政策，明確下來以后不要審批那么多，哪有那么多時間去跑、去批？這中間藏污納垢、充滿權力尋租，管控意識太強會阻礙這個行業的發展！”

“只要政策能給投資者一個零風險、合理的回報，資金和資源是無限的。制定政策一定要動員市場基礎，千萬不要政府天天去看、去批、去管。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不是管出來的，是放出來的！未來這個行業也要放開，大家要從市場化的角度出發去做、去改”，劉漢元講話時不斷晃動著手指，有些激動。

未來是“放出來的”，而不是“管出來的”，劉漢元的話大抵是與他一樣苦苦打拼的民營企業家的心聲。在新一屆政府一片聲的“將權力關進籠子里，將政府不該管、管不好的交給市場”的呼聲中，人們仍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