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種理念，就是人類必須要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這個不是今天才說，我做新能源到今年為止馬上35年了，不僅是新能源圈，包括傳統能源圈里面也有很多朋友，和他們經常有一些很激烈的思想碰撞，但是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這樣的說法聽上去好像比較華而不實，但是我們講到氣候變化故事的時候，大家應該發現這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

“在座的各位都是年輕人，有思想有抱負才能真正走得更遠。這個‘遠’不一定是財富，不一定是有多少資產，也不一定是你的企業規模有多龐大，只要你的理念和信仰是開闊的，那么這一輩子都會過得很開心很高興。”

在微講堂中，針對《巴黎協定》，李俊峰主任首先談到本次巴黎氣候變化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并對此進行了詳細解讀：

在20世紀初，科學家們發現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相比之前攀升了極大幅度。并預測到二氧化碳濃度的攀升將對地球生態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但限于當時技術條件水平和人類理念的限制，并未引起重視。

直至1979年，針對溫室效應的呼聲越來越高，以至于促成第一次氣侯科學大會的舉辦。由于歷經數十年的技術更迭，科學家已經找到數據來支撐20世紀初對于二氧化碳濃度攀升將對地球生態造成極大損害的假設。所以在1979年，聯合國決定成立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工作委員會（IPCC）。

經過八年的調查研究，IPCC發布第一篇報告，該報告相比1979年內容更加詳實，其影響力一直持續到現在。該報告肯定了二氧化碳濃度攀升將對地球生態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害，建議人類迅速采取行動。

1990年，聯合國通過決議，建立氣候變化工作委員會，該委員會從1991年開始起草《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于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第一次提出“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

“區別”指三點：

第一，發達國家理應改變目前的不可持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減少各種污染物的排放，要探索一條可持續的發展道路，為后來的發展中國家做出表率。

第二，發達國家必須提供額外的技術和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和適應氣候變化。

第三，發展中國家在得到發達國家額外資金和技術援助的條件下可以在不影響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前提下自主地應對氣候變化。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要求每個國家都簽署才能生效。1992年通過，1994年簽署。當時中國簽署與執行都十分迅速。

1995年聯合國締約方舉辦第一次會議，1997年在京都制定了《京都議定書》，《議定書》規定所有的發達國家到2020年分階段的減排目標，2020是第一個階段，所有的發達國家加起來平均溫室氣體減排20%，預計到2050年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控制在1990年一半的水平上。

發達國家實現規定的目標有三個機制，第一是自己采取措施來減排，第二是發達國家之間相互幫助減排，第三是發展中國家幫助發達國家減排。

而《議定書》批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

2007年在印尼巴厘島召開了第十六次會議，為了挽救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會議決定采取雙軌制的辦法：贊成《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按照《京都議定書》的規則進行減排，沒有通過《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按照公約的精神比照《京都議定書》的辦法進行減排，希望最終在2009年哥本哈根達成協議。

但召開哥本哈根會議時各國卻沒有達成真正意義上的協議，不過本次會議也并非失敗，各國都為這次會議付出了艱苦努力并且也取得了一個政治的共識——控制溫升2攝氏度。

而后法國成為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會議的東道主，為之付出諸多努力，并在各個國家的配合下，取得了圓滿成功。

李俊峰主任陳述了巴黎氣候變化會議的歷史背景后，對本次巴黎氣候變化會議作出肯定與贊賞，并提及會議成功的三點原因：

一，大國領袖的推動。習近平總書記和美國總統奧巴馬都是力推本次會議的國家領袖的代表。

二，環保意識從一個理念上升為一種信仰。當今世界有很多國家的科學家、企業家都將環保作為終生追求的目標。比如紐約市長布倫伯格，以及硅谷出身的世界知名企業家。

三，技術發展到了一定程度。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時太陽能還是五美元一瓦，而現在是50美分一瓦，降了10倍。

之后李俊峰主任簡要概括了本次巴黎氣候變化會議達成的協定并談及《協定》對未來的影響：

把全球的溫度上升幅度在本世紀末控制在2度以內，并為控制在1.5度以內而努力。做到這一點需要先讓溫室氣體盡快到達峰值，并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人類二氧化碳排放與大自然吸收的二氧化碳能夠相平衡即碳中和。

影響有三點：一，增長方式的改變，以后要綠色增長，不能對環境造成太大傷害。二，能源必須轉型，不能用高碳能源，用低碳能源，以后甚至是要 用零碳能源。三，消費方式必須轉變，以后要計算任何一種消費行動、服務產品里面含有多少碳。

同時，李俊峰主任強調：《巴黎協定》的達成，其意義可以與《聯合國憲章》及《WTO協定》相媲美。因為《巴黎協定》是一種通往世界大同的途徑，相當于環境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未來它會對經濟秩序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并有可能對全球的道德觀念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隨后，李俊峰主任以《巴黎協定》為例，重點囑咐中國能源行業從業者一定要有全球觀念，一定要知曉全球潮流。并以石油資源為例，舉例殼牌、BP以及瑞士在石油行業投資的變化。

殼牌拋售旗下石油資產是因為該集團購買了世界最大的天然氣公司，BP也同樣轉讓了大量石油資產。而瑞士，財政尚未有任何為題的瑞士轉讓石油資產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為預見到石油的價值已經不值得被保留了，而中國企業仍然并購了瑞士的石油資產，并未參考全球趨勢。

在李俊峰主任的演講結束后，微講堂參會學員向李俊峰主任提出了自己對行業的看法與困惑。記者精選了相關問答，供讀者參考。

提問1：達成《巴黎協定》，大家減排意向強烈，將來有可能建立全國性碳市場嗎？或者通過什么途徑完成減排？

李俊峰：“通過市場來進行減排只是減排的一種措施，不是唯一的選擇，歐洲通過碳市場減排，美國通過技術減排，事實證明美國依靠技術減排的效果一點不亞于歐洲市場的減排方式。中國將來建立全國碳市場不得不思考這些問題，技術進步和市場措施可能雙管齊下，這是第一。

第二，建市場必須真正像市場才行，目前中國的碳市場嚴格來說并不像一個市場，市場的基本特征必須是有真正的商品，有真正的需求，有真正的供需雙方關系，市場不見得是交易。如果建交易所必須有足夠的流動性，流動性靠什么？靠金融。同時要規避金融過度介入的風險，沒那么容易，建立一個特別活躍的碳市場是很麻煩的，難度很大，不亞于一個新興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從歐洲的經驗基本是這樣。碳市場本身有作用，但不是唯一的。”

提問2：2017年肯定要建全國的碳市場嗎？

李俊峰：“習主席在美國、巴黎都說過，中國要在2017年建立碳市場，并且在自主貢獻里面也說了這句話。建是可以建起來，但是建了之后能不能發揮作用是另外一個問題，像現在七個碳交易試點一樣，中國的減排它做了多大的推動？很難說出來。

像美國，沒有碳稅也減了很多，通過技術進步、通過標準的方式也是一種市場行為，比如美國的清潔電力計劃，規定所有的火力發電碳排放不得超過500克，促進了自然的替代過程。中國通過治理霧霾，其本身可能就減了很多碳，去年和前年相比減了兩億多噸煤，今年有可能還減兩三億噸。原來做碳峰值研究的人認為中國到2025年左右達到峰值，現在看可能是2013年是峰值，42億噸，2015年41億噸，再下一步擴大的可能性比較小。

提問3：最近電力提價1分9，比之前增加了4厘錢，我們認為對于現在的補貼來講還是杯水車薪，錢是不夠用的。現在國家碳稅一直沒有出來，我們也知道碳稅的出臺是要立法的，我們也認為這是一個最難產的政策，這個政策有沒有可能出來，什么時候出來？這個碳稅像杠桿一樣，又能壓化石能源，能不能給現在缺錢補貼這個難題添一把柴？

李俊峰：“首先我是贊成碳稅的，但我又是反對增加新的稅種，這兩個是矛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宏觀上說中國的稅負比較高，增一個稅必須減一個稅，稅是很重的負擔，這是第一個。第二，我不太贊成收稅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財政相對龐大同時效率也相對緩慢。

從有效性方面來說，我不太贊成碳稅。我們征了很多稅，真是很難發揮作用。我們的財政預算大體上接近美國的兩倍，美國八千多億美元，4.8萬億，我們12萬億的財政預算還不包括赤字也不包括各種稅費，我們收了很多費，再算上其他項目每年是16萬億左右。2015年的數字還沒出來，2014年GDP是67萬億左右，財政的支出是17萬億，1/4多。”

提問4：李老師，我有一個問題，現在可再生能源的價格是高的，以前說能達到常規電源的水平是基于常規電源不斷漲價，現在看來可再生能源與常規電源之間的差距沒有縮小又回到15年之前的水平，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之內它是需要補貼的。您認為保證《巴黎協定》可再生能源持續發展這個關鍵是什么，用什么方式來補貼？另外，在未來一段時間，新能源、常規能源和火電是什么關系？

李俊峰：“這個問題不難，發展可再生能源和發展新能源的基本理念不斷變化，80年代初從事新能源的人有一個夢想，就是認為化石能源變得越來越稀缺越來越昂貴，我們用不起，所以我們要研究新能源替代。

后來發現不是這個問題了，人類告別石器時代不是用完了石頭，同理，將來的化石能源是沒人要了，不是用完了。因為環保理念的延伸。

由于環保的問題促成了新能源的發展。將來使用的能源里面要求沒有碳，因而促進了無碳或者低碳能源的發展，這是一個大趨勢。在短期中國有接近70%的能源是煤，再加上10%左右的石油天然氣，2020年85%還是化石能源，化石能源現在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進一步減少污染。

第二，為非化石能源的發展鋪路，因為現在非化石能源還不是很成熟，必須為它做重要的補充。

第三，想辦法扶持新能源的發展，為新能源替代它鋪好路。第二點和第三點基本一致，只是不同階段而已。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基本都在往這個方向前進，美國去年公布的數字顯示出煤炭占能源的比例為19%，2030年大概降到10%以下，近乎于消失；石油現在占30%左右，石油要降到20%以下；天然氣現在27%左右，要漲到30%—40%；而核能美國是不做的，不是因為安全問題，而是因為核太貴了。

新能源到2030年有可能漲到30%左右，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加起來有70%，其它的是20%左右。歐洲基本都是同一路線，中國的大趨勢也是往這個方向走。有人問我有這種可能嗎？化石能源沒人要了？舉個例子，北京以前買蜂窩煤是憑票領的，沒有票買不到蜂窩煤，除非是買高價煤。

現在你說送別人一車蜂窩煤，肯定要被罵。以后肯定是這樣，汽車也是如此，只是我們還沒到這么激進，挪威說到2030年汽車全部是零排放的，技術發展起來導致石油用量減少。

德國現在怎么樣了？煤電相當于白送，制度要求新能源上網，到了周五光電特別多，煤電要發，停了機再啟動太費勁，必須要發，強制一點。比如100%的負荷，讓太陽能占了70%，煤電就要搶那30%，怎么搶？便宜才能搶到，最后到了貼錢的程度，只等后半夜發電，下午也不能停機。為了保證晚上負荷高的時候賣電，太陽能最豐富的時候一度電倒貼兩分錢，只要用戶用煤電，到了這種地步。

我們設計以清潔能源為核心的時候，講究綠色優先、效率優先，但現在就是如何落實？落實的話用德國這種辦法就沒問題。美國是純市場經濟的辦法，現在加上1分8的補貼之后，風能、太陽能在2016年會有大幅度的發展，現在很多企業跑到美國去，因為在美國七年的穩定投資機會是過去沒有的。好好研究美國和德國的政策，這是兩個典型。”

提問5：您剛才說了市場機制，中國的電力市場2015年是電力改革元年，結果新能源很受傷，受電力市場的傷害很厲害，六個文件一出來業內人士一看六個文件，中國的電力市場遙遙無期。您對中國的電力市場這個事怎么看？

李俊峰：“9號文我是參與起草的，說說我的感受吧。

從愛迪生發明電燈開始就是三個東西，一個源，一條線，一個電器。源多了電器多了線就成了網，然后把這個網簡化成一條線，最終通過某種方式把發電和用戶結合起來，把三個關系調整好，就是所有改革最大的核心，沒有別的。我一直說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

第二，電改的目的是什么？為什么要電改？無非是幾點，一，貴嗎？——我們不能說中國的電貴，如果剔除各種補貼稅費中國的電是不貴的。二，我們缺電嗎？——80年代后期我們缺電，我們開始集資辦電，現在我們不缺電。三，安全不安全？——我們是全世界最安全的電。那我們缺什么東西？為何要改革？

是因為電能不干凈，我們的電力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清潔化，這是改革的方向。鳳凰衛視每次都播“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奮斗的目標和我們的責任”，中國老百姓想呼吸一口干凈的空氣，沒有別的，我們這點要求不能滿足嗎？

電力要清潔。所有的改革都要圍繞清潔化做文章，順便把我們價格的問題、安全的問題、供應穩定的問題一塊兒解決，用綠色調度、效率優先解決。

第三，把原來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怎么簡單化？電源是開放的，電源基本不用改，發電機競價上網即可。需要改什么？需要改電網。

同時我們要成立許多購電公司、售電公司到全國去買電，通過輸電網絡，它去買的時候保證便宜。諸多售電公司，有大的采購才能擁有和電網競爭的權利，不僅能買還能賣，用戶有更多的選擇。國家省了錢，雙方省了錢，又幫助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把售電這條路也給打通了，電源也打通了。這種改革應該是提上日程，這種真正降低成本，削弱各種競爭環節的壟斷的方法，解決了售電和電源的關系問題。

另外現在不是要把電網割小，而是統一起來，是把售端和末端一體化，不僅不是分割，而是提供一個更加公平的服務。公平指的是窮和富的公平，比如上海很富，配電很好，內蒙很窮配電很糟糕，江西的配電網很難修，所以需要提供普遍服務。大的售電公司要配一定輔助的電力服務功能，包括儲能電站。鋰電池也好，鈉硫電池也好，釩電池也好，并不影響整體成本，整體成本是低的，少數尖峰負荷是低的，這種情況解決了電網所謂的公平問題。”

問答環節結束后，在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光伏專委會秘書長呂芳女士的致謝聲中，第二期光伏微講堂圓滿落幕。本次光伏微講堂相較于第一期更加著力于精微之路，今后仍會延續這樣的路線，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對行業熱點、痛點與焦點進行深度挖掘，為業內同仁答疑解惑。相信隨著光伏微講堂的持續舉辦，光伏行業將變得更加上通下達，行業同仁對于自身的發展之路也將變得更加明晰。

“光伏微講堂”是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光伏專委會主辦，定位于為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光伏發電科學技術、示范應用、前沿趨勢為主線的學術研討和培訓能力建設等系列活動。“光伏微講堂”將針對光伏行業發展動態和熱點焦點持續不斷推出系列講堂，每期微講堂緊扣一個主題，針對解讀、權威發布，棄大而空，不拘于形式、精微于專題、著力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