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曾幾何時，光伏還是實驗室里的藍色硅片，想象中的光伏人，也是穿著白色大褂、做著實驗的文弱書生。后來，光伏產業從經歷烈火烹油、門庭冷落和起死回生，在這個過程中，有10個人，敢于以草莽姿態行走光伏“江湖”，今天，縱使在業內也已稱得上有名有號。

他們之中，有技術傍身的歸國派，滿身激情的本土派，顛覆傳統的跨界派，神話背后的資本派，還有借力IT的創新派……雖不是個個身懷絕技、武藝高強，但他們或因資本故事迅速走紅、或因口水之爭聲名鵲起，亦或因技術突破聞名市場。
派系不同，標簽不同，十人的經歷也各有不同。但當我們回顧他們的“江湖”故事時，會發現，其中不僅有讓人側目的精彩章節，還有予人啟示的獨門絕招。

海歸派：太陽神pk圣斗士

在今年的中國光伏大會上，施正榮與瞿曉鏵又坐在了一起。作為1998年參加了第五屆全國光伏會議的三位海歸科學家之二，兩人已相識18年。

面對問題“眼前的自己，是不是曾經設計的自己？”他們不約而同地給出了“是”。

兩人關注點有交集，也有分離。交集是為光伏產業發展壯大而滿足、而欣喜，分離在于兩個人對自己、對企業的定位——施正榮始終把自己定義為一個因看到了科研成果產業化希望而下海的科學家，企業經營最重要的目標是光伏組件生產成本的一降再降；瞿曉鏵的目標不在事，而在人，“2003年做企業愿景時，阿特斯提出要在五年以內創造五個百萬（人民幣）富翁，既所謂的‘505計劃’”。

施正榮與瞿曉鏵，兩人身份相似，都是外籍華人，都是中國光伏產業界的大佬；經歷也雷同，施正榮1988年留學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師從“太陽能之父”馬丁•格林教授，畢業后曾在澳洲短暫工作，于2001年1月帶著技術回國創立了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瞿曉鏵1986年獲得清華大學物理學學士學位后赴加拿大留學，先后于1990年獲得曼尼托巴大學碩士學位、1995年獲得多倫多大學半導體材料科學博士學位，之后曾從事太陽能電池研發與生產管理工作，2001年10月創辦阿特斯陽光電力集團；創業幾年之后，兩個人都在中國光伏產業的快速崛起過程中成了“風口上的豬”。

但無錫尚德在2013年被迫進入破產重整程序，施正榮也失去了公司董事長的職位；阿特斯卻一直不溫不火地保持著擴張。

講故事的人當然更偏愛施正榮，因為他的故事夠多、夠精彩。在熬過最初幾年的虧損、實現盈利后，無錫尚德拿出“只爭朝夕”的架勢迅速擴張。2005年，成功登陸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成為中國第一家在美國主板上市的民營企業，讓施正榮成為當時中國內陸最富有的人；2007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光伏組件制造企業，從此世界光伏產業滿滿地都是中國故事。在那些年，施正榮成了美國媒體口中的“環保英雄”，成了英國媒體口中“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成了中國媒體口中的“太陽神”。

然而，隨著2012年5月份CSF反擔保騙局曝光，無錫尚德的財務危機開始暴露在聚光燈下，直至企業最終破產，施正榮落了個“袖手旁觀”的“罪名”，一系列牽涉他個人利益的關聯交易被反復炒作，他幾乎被貼上了“中飽私囊”的小人標簽，以至于他自己只能無奈地回應“不要相信報道，相信報道我就是個壞人”。

當冷靜地分析兩人的企業家才能時，喜歡看《士兵突擊》的瞿曉鏵顯然更懂得“不拋棄、不放棄”的斗士精神。無錫尚德失敗的原因很多：面對當時多晶硅價格不斷上漲的局面，無錫尚德2006年與美國MEMC公司簽訂了固定價格（100美元/公斤）的多晶硅10年期長單，導致隨后在多晶硅價格暴跌后公司生產成本居高難下，2011年不得不支付2.12億美元提前結束了合同；在中國光伏產業已經出現產能過剩苗頭的情況下做出擴張的錯誤決策，同時花費巨資研發薄膜電池；2011年底開始的歐美“雙反”讓已然面臨產能過剩的中國光伏企業處境更加艱難等等。

相比于施正榮，瞿曉鏵的經營策略則更加穩健、更加堅持，在多晶硅價格暴漲時，寧愿忍受毛利率的持續下滑也堅持不與供應商簽訂長期協議。2010年、2011年，蘇州市政府曾兩次找到阿特斯，讓其擴大產能，政府給予支持，瞿曉鏵礙不過情面不得不答應，但“直覺告訴我，這個產業已經開始過剩了，我想我就拖一拖吧，觀察觀察。結果觀察了一年多，大家開始形成產能過剩的共識”，阿特斯最終避免了一場劫難。

對外，眾所周知，無錫尚德自創立至破產清算，與無錫市政府始終保持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甚至評論稱施正榮“成敗皆因政府”；瞿曉鏵卻不想與政府“綁”得太緊。對內，在企業管理方面，施正榮似乎也比不過瞿曉鏵，從其對創業元老、管理團隊的不斷“清洗”，與阿特斯“共同富裕”愿景的對比中，可見一斑。

誠然，這些分析都屬于“事后諸葛亮”，彼時彼地處于事件中心的人究竟經歷了什么，外人無從知曉，施正榮自己回憶說：“你讓我再回憶起來，我還真不能說哪一個具體的決策是錯的，在當時的環境下，企業面對的環境錯綜復雜，太復雜了！”或許，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因為時移勢遷，當初成就他的人、時、勢，最后都站在了他的對立面，因此他必須出局。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也是施正榮一直所堅持的，他給自己的定位是“科班出身”，他給自己的使命是“通過創新降低光伏組件成本”。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做著企業家的事，在順風順水時自然沒有問題，一旦遇到逆境，偏執、激進、理想化、棱角分明的行為方式，便注定了他不如瞿曉鏵在光伏產業界走得遠。

回首過去的十多年，施正榮與瞿曉鏵都經歷了自己創業之初未曾想象到的一段人生，所以沒有輸家。即便離開了產業界，施正榮還是澳大利亞工程院院士，還是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科學家的身份沒有丟。而如今，從各項經營指標來看，阿特斯還是一家相當穩健的企業。但我們不知道穩健之下，是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風險，也不知道關于阿特斯的“最終審判”會不會到來。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中國光伏產業經歷了組件產能、電站建設兩輪“大躍進”式發展，至今沒有完全度過青春期，未來的磕磕絆絆肯定還有不少；金風送爽，涼露驚秋，阿特斯在今年10月份迎來了自己的15歲生日，未來的故事也肯定還有很多。

我們希望瞿曉鏵能夠繼續像他自己宣稱的那樣平穩地走下去，也希望更多擁有企業家氣質的人進入這個產業、堅守這個產業。雖然施正榮稱自己無憾，但若能夠在推動產業發展的同時保全了自己的企業，豈不美哉？

本土派：霸道總裁pk硬漢書生

7月15日，英利集團官微發表文章《從規范稱謂說起》，稱對于已經退出一線崗位的管理人員，不再呼其職務。以后，見到苗連生，可叫其“老苗”而不再是“領導”。此前，在英利內部，習慣稱呼苗連生為“領導”，為的是與其他管理人員的“某總”區別開來。

離開了“領導”崗位的苗連生，并沒有如他所說的“退居二線”，養養豬、種種菜、釣釣魚，而是選擇成為英利控股的總裁，繼續把控集團的戰略和發展方向。從今以后，英利的2.6萬名員工，將迎來一位“霸道總裁”。

苗連生的“霸道”，對于英利的上上下下，已經根植為一種文化，用他的話說，“英利”就是“英勇勝利”，英利的員工就要匯聚虎狼之氣。這種霸氣，得益于苗連生13年的軍旅生涯，而他自創立英利之日起，每時每刻都在扮演著那個雷厲風行、身先士卒的將軍的角色。在英利內部流傳著一個段子：某天早操下暴雨，公司決定堅持出操，怕員工有抵觸情緒，57歲的老苗帶頭沖進雨中，于是出現了數千員工冒雨出操的一幕。跑步結束，苗命人準備了姜糖水，并宣布冒雨跑步的每人發300元現金，當天上午財務便支取數十萬元現款全部兌現。

正是老苗強勢注入的軍隊文化，讓英利在光伏十年中，一路“戰斗”過來，沒有倒下。從2008年金融危機后接連發起阻擊、進攻、攻堅“三大戰役”；到2010年6月的萬人誓師“百日大戰”；再到后來的電站建設大會戰，無論行情冷暖，壓力大小，苗連生和他的團隊都“熬得住、扛得起、打得猛”。

也是因著老苗的“霸道”脾氣，讓英利高開低走，仍未脫困。從投資六九硅業的戰略失策；到大打價格戰的“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再到贊助世界杯的大肆燒錢，苗連生為他的“任性”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至今股價低迷，面臨退市風險。

而今，在英利集團的陳列室里，一幅苗連生年輕時的照片被擺在最顯眼的位置。照片中的他，戴著黑色蛤蟆鏡、燙著一頭卷發、留著大鬢角，正在向顧客推銷化妝品。每每這時，講解員都會介紹說：“這是苗總最喜歡的一幅照片，一直珍藏著。”

也許，在經歷了大起大落之后，苗連生也想卸下一身戎裝，重新感受一下時代的氣息。

同為中國光伏本土派代表，李仙德從外表上看，更像是個白面書生。這位出生于1975年的董事長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見過他的人總會驚訝，竟是如此年輕的“小伙子”一直引領著全球第二大晶硅組件制造商的晶科能源開疆拓土。

其實，李仙德和苗連生一樣膽識過人，被圈子里的人稱為“硬漢”。2006年，他帶著1.9億美元，毅然來到上饒創辦晶科能源，在一期工程還未實現達標達產的情形下，追加投資新上二期項目。2008年10月，二期項目剛投產，10月31日又緊鑼密鼓地動工建設三期太陽能電池組件項目。如今，晶科能源已在全球擁有5座工廠，收獲約1GW已建和在建光伏電站項目。

與苗連生不同，年輕的李仙德，更能洞悉世界的脈搏，在他看來，光伏就是一個集寵愛與打擊于一身的行業。寵愛，讓這個行業發展迅速和自信；打擊，使它每一道坎都只是續篇，如此重疊，且沒有結束。世界正在迅速進入一個新的能源商業時代，舊的能源時代是以政府為中心，以政策為中心，以產品為中心，未來將是以市場、客戶體驗、開放平臺為中心，以分享和責任為中心。

李仙德常常告誡晶科的員工，而面對這個變化、刺激、填滿、擴張、再填滿的行業，我們應該習慣這樣的起伏，應該以比它更快的速度適應這樣的節奏。不要沉迷于看微信，太多無聊的雜音，任何一種大眾的聲音都有原始的目的；不要受股價影響，那是資本市場的籌碼和游戲；不要留戀2元多美金一瓦的日子，要知道那時候的市場容量才多大，現在多大，未來會多大；不要害怕競爭和廝殺，我們已經具備了和任何強敵爭千秋的實力。

北京時間9月8日凌晨1點，蘋果公司舉行了2016秋季新品發布會，此時，李仙德又翻了一遍時常帶在身邊的775頁的《喬布斯傳》。他依舊記得第一次拿到這本書時的悸動之情，以及埋頭兩個小時讀完的暢快之感。如今，看著書頁上一個個精心折疊的小折角，李仙德在他的微博里寫道：iPhone都出到第七代了，為什么我們還在懷念喬布斯？我相信在乎的是他“Think different”（非同凡想），瘋狂、與眾不同、脫軌，然后讓世界“向前邁進”。

跨界派：光伏狂人pk綠巨人

彭小峰的十年沉浮，是中國光伏產業十年發展的描摹，只是色彩上，更為濃烈一些。

2005年，靠出口勞保用品積得億萬身家的彭小峰，偶然間發現光伏產業的機遇，毅然投身其中成立賽維LDK，拼產量拼規模做成全球最大硅片生產商直擊海外光伏市場；

2007年，賽維LDK在納斯達克上市，創造中國企業赴海外上市最大IPO，彭小峰躋身能源新首富，一時風頭無兩；

2009年，彭小峰在賽維內部成立覆蓋硅料、硅片、電池、組件和系統集成的五大事業部，企業持續擴張的同時，負債率也是一路上升，財務風險隱現。

2011年開始的美國和歐盟的雙反政策，整個光伏行業進入寒冬，即使中國商務部出面也沒能拯救中國光伏行業頹勢。賽維的債務問題也在發酵，2014年，彭小峰選擇光伏企業的普遍性的做法，辭去董事長職務，讓路賽維海外債務重組。

在國內方面，雖有江西政府的極力救助，但對賽維而言只是續命之舉，2014年雖光伏行業復蘇，但賽維LDK難敵破產重組的命運，270億元的高額債務苦了一眾銀行債權人。

彭小峰曾分析到，光伏是一個周期性的行業。2005～2014年的十年，光伏行業走完了一個周期。下一個周期又會是什么樣子呢？

可以肯定的是，光伏行業的那種暴利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技術、產量、商業模式的重要性凸顯。這一次，彭小峰選擇用互聯網金融來參于下一個光伏浪潮。

辭去賽維LDK董事長職務之后，彭小峰接手了SPI（Solar Power International），把這家有十多年歷史的美國當地太陽能開發商變為了綠色能源解決方案提供商，再次敲鐘納斯達克。

彭小峰對SPI的定位是：服務于光伏行業的金融企業，打通海外資金并為光伏公司融資。熟悉彭小峰的人士說，彭在業界素有“光伏狂人”之稱，喜賭、擅賭、敢賭，即使賽維這個賭局敗了，對SPI，彭小峰也并不掩飾自己的野心：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生態家園，將SPI打造成新一代國際化能源互聯網企業，讓人人成為太陽能的生產者、消費者與收獲者。

多輪巨額融資后，SPI長長的股東名單上，史玉柱的名字赫然在列。繼保健品、游戲、金融之后，史玉柱的商業版圖再添能源一角。

史玉柱曾給自己確定了三條投資原則：不熟悉行業不投，資金不充足不投，人才不夠不投。對清潔能源產業，史玉柱也是有備而來。

史玉柱在社交平臺上以“閑人”自居。2013年4月即宣布退休。只是，他真的閑下來了嗎？

2014年5月，史玉柱在社交平臺上就太陽能補貼政策發表看法，10月份更新狀態：“史大嘴今天開始上課學習清潔能源，爭取三個月拿到碩士學位”。為此成立的綠巨人清潔能源公司也只干一件事，建設清潔能源發電站。

在光伏行業摸爬滾打十多年的彭小峰選擇建設互聯網金融平臺，是看準了未來太陽能發電站的市場，史玉柱的綠巨人則是對彭小峰判斷的一個呼應。

如果說彭小峰是光伏狂人，企圖建立一個如同微軟、蘋果的企業的話，閑人史玉柱更是狂人一個，同樣敢賭，善賭，也能賭。兩人共性很多。

在賽維期間，彭小峰的辦公桌上一字排開放了多瓶礦泉水，以節省喝水的時間來工作，自己出差泡面將就而給團隊人員豪車標配。巨人網絡在開發《征途游戲》時，史玉柱每天充當玩家玩游戲15個小時，同2000游戲玩家聊天，每人聊天2小時以上，以改進游戲。

在賽維LDK時，為降低生產成本，彭小峰雇傭2000多名女工三班倒，24小時不間斷，憑借肉眼和簡單的機械測試把生產的碎硅片、半導體公司的廢料、鑄錠的邊角料等重新提純循環利用，每人每天選出十幾斤的廢硅料，使得賽維成為全球生產成本最低的硅片制造商。此舉在國外硅片制造商看來幾乎不可思議。

史玉柱對腦白金的推廣也是一絕，走村串鎮跟老頭老太太話家常，有了那個使用多年的廣告，年年被評為十大惡俗廣告之首，卻也是歷來最有效的廣告之一。

但顯然，對于下一個光伏十年，即使“work super hard”，前進之路也并不容易。對狂人彭小峰如此，對閑人史玉柱亦如此。他們都曾親身體會。

做勞保用品發家時，彭小峰因錯誤判斷反光背心的市場而損失慘重；史玉柱在建設巨人大廈時因應收賬款未及時追回，加之冒進而最終資金鏈斷裂，爛尾的巨人大廈成為史玉柱“一生的痛”。

再次啟航，彭小峰的綠能寶進展如火如荼，卻也被質疑有融資之嫌，網貸監管收緊對綠能寶的業務不可能沒有影響；史玉柱的綠巨人雄心勃勃的建設計劃也因“路條”受阻。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都不能阻止他們繼續折騰，如同彭小峰2013年在微博上寫下的那段：人生在世，短短幾十朝，拼是一世，混是一世，只是所經歷的過程不同。拼的過程中必然會有阻力，會有疲憊，也必然會有成功的喜悅，豐碩的成果。混的生活，則比較平淡，尋常日子，平坦的道路，卻是沒有激情，沒有痛徹心扉的經歷!

狂人也好，閑人也罷，他們奔向下一個光伏浪潮，也許只是不想平淡罷了。

資本派：民營電王pk薄膜之王

老尚德覆亡，賽維一蹶不振，英利依舊在黑暗中苦苦等待，58歲的協鑫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朱共山卻似乎在創造奇跡。先當選2015十大經濟年度人物，后又當選第二屆全球太陽能理事會主席。

1996年，朱共山進入電力行業的第一個項目是在太倉建一個熱電廠——新海康協鑫熱電有限公司。十年間，朱共山總共建立了20多家電廠，被稱為“民營電王”。2006年，朱共山決定進入光伏行業。

這一年，彭小峰在江西新余構筑的賽維LDK光伏帝國已初露雛形，施正榮的無錫尚德早已在納斯達克上市。

位于江蘇徐州開發區楊山路東的中能硅業是朱共山光伏生涯的開始之地。這片占地兩千畝的工廠，從那個時候起就沒有一刻停止過生產。幾十米高的精餾塔在夜間發出璀璨的光芒照耀整個工廠，恍如白晝一般。

協鑫集團開始是希望建光伏電站的。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問題無法解決，最后只能決定從基礎的多晶硅生產做起。

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多晶硅價格暴跌，各大企業紛紛停產，而中能，卻逆勢擴產進行了第三期建設，2008年年底，中能的整體產能已經達到1.8萬噸，出貨量超過全國總供應量的一半。

2009年6月，保利協鑫以263.5億港元收購了中能100%股權。11月，中投55億港元入股保利協鑫。朱共山大舉進軍硅片業務，江蘇協鑫硅材料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在徐州成立，與中能硅業僅僅一墻之隔。

2011年10月，保利協鑫太陽能電力系統集成(太倉)有限公司成立，朱共山完成了從多晶硅到硅片，從系統集成到電站的布局。

2014年，協鑫新能源在香港成功上市，此時上游多晶硅，下游電站兩頭的核心產業公司都已上市，唯獨缺少了系統集成。為此，協鑫集團牽頭參與重組因“11超日債”而處境艱難上海光伏組件生產商超日太陽，完成重組后改稱協鑫集成。

投資風險大、回收周期長，導致只有國開行和少數商業銀行愿意向光伏企業提供融資，信貸規模遠遠不能匹配市場，面對資金鏈緊張的問題，協鑫集團已經將下一步發力點定在了金融領域。

說起金融，朱共山最大對頭，漢能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李河君則更要印象深刻。朱共山是全國最大的多晶硅制造商，李河君則是“十年內薄膜必定取代多晶硅”的“薄膜代言人”。

1988年李河君從北京交通大學畢業，家里希望他去當官，但李河君腦子里卻全是掙錢。

從一位機械工程系的教授手里借來了5萬元之后，短短3個月，李河君就把錢折騰光了。因此，李河君只能去中關村賣電子元件撈錢。不多久，李河君不止還了債，還有了一些積累。通過開礦、炒地皮，6年時間，李河君竟有了七八千萬的資本。

李河君本想收購上市公司坐享其成，卻發現國家大力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水電。李河君當即決定把所有的錢全部砸進水電站。

2002年，李河君構思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在金沙江上興建6座總裝機容量1400萬千瓦時的大型水電站。李河君和云南省簽下協議之后，國家發改委卻不由分說地將6個項目分給了華能、華電和大唐。

李河君豈能罷休，一紙訴狀把國家發改委告上法庭，在國務院領導的表態下，李河君贏得悲壯，拿到了其中最好的一個—金安橋水電站項目。

巨大的資金壓力一下就耗光了李河君手上所有的錢，為此李河君四處去借，借不到就出售手中幾個效益不錯的優質電站。還不夠，李河君就把高管的錢往外掏。金安橋卻像個無底洞，不知道何時才能到頭。

不少人與李河君分道揚鑣，李河君卻意如鋼鐵。2011年3月，金安橋一期并網發電。

面對豐厚的利潤，李河君卻并不滿足。

2009年．金安橋還未竣工，李河君就將所有的錢投入了光伏發電，收購最先進的薄膜技術。

當時光伏的前景并不算好，在晶硅高利潤的驅動下，資本一窩蜂進入光伏行業，最終暴利走向了暴跌。

李河君原本也不看好光伏，覺得成本太高。但是經過研究，李河君心中有了一個信念，薄膜才能贏得最終的勝利。

2012年到2014年間，李河君幾乎將能夠買下的薄膜太陽能技術和生產公司都買下了。

2013年，李河君開始準備在資本市場發力，將公司更名為“漢能薄膜發電”，突出其專注于薄膜發電的業務特征，為市場給漢能區別于其他光伏企業而給出高估值埋下伏筆。

2015年，漢能股價從1港元飆升至9.07港元，市值一度超過3000億港元。

5月20日，漢能薄膜發電的股東大會在香港召開，漢能投資興建的全球首座“太陽主題”展示中心—漢能清潔能源展示中心在北京揭牌。

李河君留在了北京，在他登臺演講的25分鐘之內，無任何實質利空的背景下，漢能股價突然腰斬，從7.35港元下挫至3.88港元。

而李河君面臨的問題，還不僅僅只是資本市場的浮沉。

李河君有著8個事業部，在李河君的夢里，每一個事業部，都能做到萬億級。

2015年，他似乎又回到了金安橋那個搖搖欲墜的夢里。

面對金沙江滔滔的江水，李河君的信心是堅定的。

2016年上半年，漢能薄膜宣布，非關聯營銷收入占總比的86%，同時，也實現了扭虧為盈，營業收入達到了32.96億港元。

又意氣風發的李河君押寶太陽能汽車，面對多位國家領導人的鼓勵和蘋果CEO庫克的贊許，李河君能成為下一個馬斯克嗎？或許只有時間能夠給出答案。


創新派：光伏居民pk光伏農民

2013年4月底一個傍晚，我收到“青島家庭光伏第一人”徐鵬飛的短信，字里行間洋溢著興奮：“我家屋頂電站在4月22日，投運正好4個月的時候，實現了用電賣電的經濟收支平衡……這意味著，從當天起，我不僅用電不花錢，我的電站開始為我賺錢了！”

當時，徐鵬飛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工程師，從青島大學電子系畢業后，做了10年與逆變器相關的工作。2012年，他花了2萬多元，在自家的單元樓樓頂上自建了一個裝機2000瓦的太陽能裝置，實現了自發自用。這件事，很快成為媒體報道和業內關注的焦點。

仿佛一夜爆紅，徐鵬飛開始經常接到咨詢光伏安裝的電話，當時，甚至有人從外地遠道而來，向他討教經驗。

徐鵬飛的經歷并非偶然。2013年后，全國各地陸續出現很多“光伏發電第一人”。之所以集中在這一時期，2013至2014年連續出臺的政策功不可沒。

但是，力挺并不意味著肯定。當時，不少業內人士并不看好分布式的市場前景，原因是“效益回報情況不明”。但試水者們卻并不在乎，在之后的1～2年間，他們用大舉進軍的姿態證明：即便政策紅利是“鏡花水月”，也難擋熱情和決心。

同時，分布式的新進者沒有扎堆，而是分別進入了兩個領域——一部分人嘗試線上，做分布式光伏的金融創新、另一部分則運作線下，專營項目的設計施工。

徐鵬飛就屬于其中的后者。就像在2012年，他在決定做屋頂光伏后，利用三周的時間，說服全單元樓20多戶鄰居讓他安裝光伏板，2年后，當他覺得市場基礎打好、前景也不錯的時候，就毅然決定辭職，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飛鵬能源。

徐鵬飛坦言，公司規模不大，主要在青島本地做項目。好在目前電網申請和服務流程上已經非常規范和標準化，在業主準備好材料之后，他們會負責提交，然后設計、采購、并擔任安裝時的監理。

如果對項目稍作回顧，會發現這家公司成立兩年半以來，一直沒有碰過“太重”的業務。這種對“輕資產”的喜好，或許和徐鵬飛多年工程師的經歷相關，但資本不足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原因。

眾所周知，2014年后，因為政策利好，各路資本紛紛融入光伏行業。但事實并非如很多人所想，分布式光伏的建設者因為“小而散”，很難得到資本的垂青。

徐鵬飛的另一個遺憾，就是居民對光伏的意識。

和幾年前光伏還是新生事物的情況不同，現在，民眾對于光伏的概念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有些人對于分布式的渴望比較強烈，說不在乎發電能給產生多少短期效益，而有些人可能更多會從短期回報考慮，這樣的人就容易選擇放棄。”

他說，曾經有人花了幾百萬買了別墅，但覺得7～8年回報時間太長，最終沒有接受花費3萬多元的光伏安裝。所以，培養意識、聚集人氣或許比補貼更重要。“如果一年只有10多個客戶，補貼再多又能怎么樣，但如果公眾都愿意裝，行業有了更好的前景，相信沒有補貼也會有很多人愿意去做。人氣比什么都重要。”

對于人氣的培養，陳繼霖提出了一個解決方式：依靠互聯網。陳繼霖是東方日升旗下的互聯網光伏平臺“光合聯萌”的光伏投資部總監。他覺得，設法讓公眾進來，是培養人氣的第一步。

他向我做了一個比方：“讓人們參與光伏就像讓他們來炒股，即便你看了再多的股評，但只要沒有親自體驗，就無法培養起對這個領域的認識和感覺。但一旦進去、有了認知才會真正開始關注。光伏也是這樣——通過互聯網平臺的技術和對接，讓公眾花錢去真正投資電站，哪怕只投了100塊錢，但只要接觸、喜歡，就抓住了。”

陳繼霖的“進門經”和自己的經歷不無關聯。在2012年前，他還在一家外貿公司供職，因為工作的關系，對光伏上游的硅片有所了解，2012年，他在上海家里的屋頂上做了一個小型分布式光伏電站，成為上海首批自建個人光伏電站的人。2014年，他進入了回歸國內市場2年多的東方日升，專門評判地面電站的投資。

有人把他稱為“光伏農民”，他對這個稱呼并不介意，反而很欣賞，因為“安裝光伏發電設備就像農民播種，種子從開花到結果，有太陽就會有收獲，他所做的事情，是讓大家享受到‘太陽紅利’的一種途徑。”

這里的紅利，不僅包括公眾對于能源紅利的獲取，也有企業對于利潤的追求。他認為，任何健康的市場都是趨利的，現在很多光伏企業都是上市公司，這意味著其背后有很多投資人，所以，能源公司肯定要在項目中實現利益無可厚非。他認為，國家除了出臺鼓勵政策之外，還可以通過更平滑的市場方式解決問題。

“畢竟，光伏的區域性強，每個項目的工地條件不一樣，建電站也是有一個周期，所以，更為過渡性的政策或許適合這個行業，直接補貼到稅收優惠這樣的去過渡。”他說。

徐鵬飛和陳繼霖最幸運之處，是享受到爆炸式的資訊、共享經濟的便利，也讓產業化分工深入人心。在這種氛圍的熏陶下，他們會認為，做大或許不是最好的，對內生價值和深耕細作的追求，或許來得更有價值。

在他們的行動中，這種區別已經有所表現。在平臺運營已經開始、撮合交易步入正軌的時候，陳繼霖和他的團隊，讓供應鏈金融的風控系統適用更多的場景，以便產生更大的價值。徐鵬飛則瞄準了技術含量更高的產品，做設計、做產品的新應用。

我曾問他們，你覺得當下的光伏從業者最需要什么？他們幾乎沒有思考，說嘗試。

“在這個過程中，要先從產品入手，同時做幾類產品，在發現產品應用是一個較好的方向之后，再決定需要深耕的方向。就像喂魚一樣，把東西投進去，才能看到魚能不能吃，魚能吃你的東西，你才有可能釣到魚。”徐鵬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