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霧霾已是全球公害之一。霧霾襲來之際，無論生活在何處，都會感同身受——眼前灰蒙蒙的一片，呼吸不暢、心情陰郁，由其帶來的危害防不勝防。可以說，霧霾已大大影響了你我他的生活質量，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悖。所幸的是，各國對此高度重視，而全球治理的思路正浮出水面——

霧霾已是全球性難題

世界衛生組織(WHO)2016年5月12日公布了有關世界主要城市大氣環境的統計結果。WHO指出，全球一些城市的大氣污染正快速惡化，達到了“災難”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和地區。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針對PM2.5設定的環境標準值是每立方米大氣年平均10微克，PM10為每立方米大氣年平均20微克。在對全球103個國家和地區共3000多個城市的PM2.5和PM10數據進行分析后，世衛組織認為，達標城市的人口僅占樣本總人口的16%。

報告還顯示，全球空氣質量最好的十大城市集中在歐美，而全球PM2.5最高的10個城市集中在亞洲和中東地區。即便在較富裕國家中，不達標的城市也占56%。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霧霾在全球大城市中最為糟糕，PM2.5數值有時接近1000。過去三年里，新德里房價甚至下跌了21.7%。孟買、開羅等城市的空氣污染超標也高達5倍。

蒙古國的空氣污染也十分嚴重，由于超負荷工作的發電廠向空氣中噴吐滾滾煙塵，首都烏蘭巴托一處棚戶區的PM2.5水平在2016年12月16日一度升至每立方米1985微克。為了鼓勵居民使用電熱器取暖降低污染，蒙古國政府2016年12月23日表示，2017年1月1日起將不再征收夜間電費。

發達國家中也能聽到霧霾警報之聲。據德國媒體報道，2016年12月29日，西班牙啟動首例機動車限行。馬德里當局當天向市民發出空氣重度污染的預警。馬德里市將霧霾預警調至第二高的級別，即三級預警，并決定啟動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措施。馬德里市有320萬人口，約180萬輛機動車，時常被惡劣的空氣質量困擾。

2016年11月底開始，法國巴黎出現了“10年來最嚴重的空氣污染”，霧霾在12月內三襲巴黎，政府決定在巴黎及其周邊地區采取機動車單雙號限行、限速等緊急措施。歷史上，巴黎僅在1997年10月、2014年3月、2015年3月和2016年12月初動用過“限號出行”的手段。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通過高解析度全球空氣品質指標衛星地圖，追蹤了過去10年全世界不同地區195個城市的空氣污染趨勢。從NASA用2005年至2014年數據制作發布的全球霧霾分布圖中可以看到，美國和歐洲的情況相對較好，而亞洲多國遭霧霾籠罩令人震驚。

戳中經濟增長的痛點

國際社會已開始關注霧霾。但是，全球經濟增長仍然很慢，發展中經濟體增速也未止跌回升，治理空氣污染會不會影響經濟增長?

長期以來，先污染后治理似乎成為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的不二選擇，霧霾的存在，也好像有了十分合理的詮釋。不能犧牲經濟增長速度，不能犧牲落后產業，成為放慢治理腳步最有說服力的理由。那么，空氣污染和經濟增長究竟有什么關系?要治理霧霾是不是必然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必然放慢?

有觀點認為，一個深受霧霾影響的經濟體，光從宏觀上進行經濟速度控制，會造成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而要從微觀上控制，涉及大大小小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以及機構利益，相關實施成本很可能會迅速上升，短期內實行起來困難。

但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曾在2015年一次會議上表達了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為，人們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誤區，比如在講到霧霾問題時，認為霧霾嚴重的原因是經濟增長快，放慢經濟增速可以換取環境改善。林毅夫說：“不能說經濟增長的速度跟環境沒關系，但這不是根本問題。環境污染跟發展結構有關系。”林毅夫說，在老牌工業化國家，如英國、德國、美國，當他們處于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新工業化國家，如日本、韓國，在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因為這是產業結構造成的。在他看來，“我們還有一個不利的因素，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再加上地方監管不力，這三個因素疊加導致環境惡化”。

事實上，回顧發達國家的歷程，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經濟增長和空氣污染以及霧霾的產生有一定關系，但并非絕對而唯一的正相關關系。

在1955年以后的10年里，日本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9.2%。在此期間日本的火力發電、石油石化和鋼鐵等重污染產業，都是作為引領其他產業起飛的戰略性產業。日本對石油化工、電子、汽車等大量投資，促使各項經濟指標均超過戰前水平。

在霧霾的治理過程中，到上世紀60年代末，日本淘汰了約30%的傳統工業，新技術、新產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1960年到1971年經濟結構調整的十年間，日本經濟平均增長率也超過了10%。日本是能源進口國，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起，利用廉價而充足的進口原油調整能源結構，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從50%下降到25%，對空氣污染的治理起到了積極作用。

美國整體經濟增長率在上世紀40年代初達到15%以上，但在洛杉磯爆發光化學煙霧事件的歲月里，1952年和1955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僅為3.8%和7.1%。再觀察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能源結構，煤炭高達50.4%，石油與天然氣占43.8%，水電和核能僅占3.8%。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美國采煤、有色金屬和鋼鐵業等傳統產業進入需求下降、增長緩慢的階段。到了70年代，科技革命處于突破階段，帶動了美國經濟增長。由于石油作為能源來說，比煤炭具有許多優點，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的大約20年中，石油與天然氣在美國能源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到1970年達到76%，煤炭的比例降到26%。2015年，美國能源消費總量中石油占36%，天然氣占29%，煤炭占16%，核能9%，各類可再生能源占10%。

英國的煙霧事件和經濟增長水平之間的關系，也不是十分密切。從1952年英國倫敦煙霧事件發生后，1956年、1957年和1962這幾年英國經濟速度都在2%以下，嚴重的煙霧事件也在這些年份中再次發生。事實上，英國經濟當時處于衰落之中，一直沒有擺脫“英國病”的魔咒，整體經濟增速并不快。到了2014年，英國能源消費中，石油和天然氣消費占比均為34.4%，煤炭消費僅為16.6%。

鏡鑒他國成功策略

把目光投向一些曾經戰勝過大氣污染的國家，關注這些經濟體在空氣污染方面走過的歷程。從它們的成功案例看，經過努力，霾消霧散終有時。

在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歷程中，曾不斷出現大氣污染問題。據統計，在英國倫敦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煙霧事件、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美國多諾拉煙霧事件等世界八大污染事件中，有五個事件是工業煙氣、汽車尾氣等排放引起的空氣污染，另外三個事件也都是區域工業化高速發展導致的后果。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也是最早遇到環境污染事件的國家。

導致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硫和粉塵污染，間接原因是始于當年12月4日逆溫層造成的大氣污染物蓄積。這是比較典型的由于燃煤廢氣和天氣因素共同造成的環境災害。此后的1956年、1957年和1962年，英國又連續發生了多達12次嚴重的煙霧事件。直到1965年后，有毒煙霧才從倫敦銷聲匿跡。

在治理方面，英國先后推出《清潔空氣法案》、《空氣污染控制法案》等，大力推動天然氣取代煤炭，淘汰落后產業。到上世紀80年代，英國人又和汽車尾氣展開了控制排放的攻堅戰。對于工業污染，英國政府通過迫使企業承擔排污造成的社會成本，刺激企業減少排污，研發環保技術。

上世紀40年代初，美國洛杉磯曾飽受光化學煙霧困擾。這種煙霧由汽車尾氣和工業設施排放氣體混合形成。

1952年和1955年，洛杉磯又發生光化學煙霧事件。上世紀60年代末，出現了催化式排氣凈化器，解決了汽油燃燒不完全的問題。10多年后，洛杉磯所有汽車基本全部安裝了凈化器。此舉是洛杉磯成功治理空氣污染的重要步驟。此外，洛杉磯還推廣更高的燃油效率標準、使用清潔發動機等。技術進步、政策嚴格，讓洛杉磯的空氣污染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決。洛杉磯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目前汽車尾氣中的污染物只有30多年前的1%。

日本進行霧霾治理，是在付出慘重代價后啟動的。

上世紀2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鋼鐵業和采礦業帶來滾滾煙塵。

二戰后日本謀劃經濟復興，再次優先發展重化工業，以煤炭為主要能源。上世紀50年代，日本多地黑煙蔽日。然而，當時的日本民眾甚至連大氣污染的概念都未曾形成。四日市哮喘事件就發生在這個時期，當地建了一家石化工廠，因吸入含有硫化物的廢氣而導致呼吸疾病的居民，在1964年達到人口總數的3%。

上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各地居民要求行政部門關注大氣污染，四日市擴大石企業化規模的計劃也被迫放棄。在民眾的反對遍及全國后，日本政府才正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之后的50年時間中，日本一直致力于控制兩大污染源——固定發生源工廠和移動發生源汽車。

此外，上世紀60年代，因污染加劇，德國對環保問題日益重視，在法律及管理條例中就工業設施排放、燃料中鉛含量、大型燃燒設備排放等做出具體規定。一系列措施出臺后，大量工業企業不得不安裝煙氣洗滌設備，對燃料進行脫硫處理……幾十年間，德國空氣質量明顯改善。

法律約束與市場機制并重

空氣污染治理是一項大工程，涉及各方利益。從各國治理空氣污染的歷程來看，痛下治理決心后，需要采取各種政策措施，兼顧方方面面。

在治理過程中，各國都十分重視制定相關法律措施，制定嚴格統一的環境標準。倫敦煙霧事件令英國人痛下決心，開始整頓空氣污染，并催生出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清潔空氣法》(1956年).2007年，英國政府在《環境空氣質量戰略》中又對PM2.5進行了硬性約束。

為降低建筑能耗和污染，法國出臺了新版的《建筑節能法規》，從2013年1月起，對所有新申請的建筑必須符合年耗能的限制進行大幅了調整。20世紀50年代，美國接連發生了多諾拉煙霧事件、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等。此后，美國聯邦政府相繼制定了《空氣污染控制法》、《清潔空氣法》、《機動車空氣污染控制法》，通過法律約束來解決大氣環境污染問題。美國政府還根據情況不斷修訂上述法律，逐步提升控制標準。

此外，很多國家建立了明晰的空氣質量國家戰略，制定可操作、可監控的空氣達標計劃。美國各州都有自己的空氣達標計劃。如果未能有效執行計劃，環保署將采取強制性措施，確保達到空氣質量標準。

很多經濟體的政府還利用市場機制，如稅收手段，調節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為了確保從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需要一整套全面政策，包括碳定價和監管、用地決策、公共部門的采購及支持研究和開發工作等。有分析指出，可以通過許多方式確定碳價，例如征收排放直接稅，實行可轉讓排放許可證制度(限定碳排放總量)，或向低碳能源提供某種補貼。

大力推廣使用新能源，促進能源節約，向污染低的產業結構轉型，減少對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依賴，也十分重要。世界衛生組織呼吁各國認識到大氣污染這一嚴重的公共安全問題，并采取相應的行動。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使用更多的太陽能和風能以及優化公共交通的通達性，可以幫助解決污染問題。

據國際能源署預測，到2060年，光伏發電廠和太陽能熱電站可滿足全球大部分電力需求，到2070年，爭取實現全球經濟基本脫碳，達到零凈排放。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依靠以下三大支柱：一是更有效地利用能源(降低單位能耗)，二是無碳發電，三是車輛電氣化以及建筑物使用清潔電能。國際能源署稱，可以通過以下一些方式實現零碳或低碳能源目標：可再生能源(風能和太陽能)，地熱，水力發電，核能，碳捕獲和儲存，海洋能源，先進的生物燃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