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戰略正讓世界發生變化。其中，能源最有機會代替絲綢，成為新的媒介和載體，助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作為實施的主體，能源企業迎來的也是時代的機遇與挑戰。

 

“一帶一路”涉及60多個國家、40多億人口，覆蓋亞歐六大經濟區，從東南亞、南亞延伸到非洲、歐洲。單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石油和天然氣剩余探明儲量就分別占到世界總儲量的57%和78%。在這一區域開展互聯互通，提高貿易和投資合作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幾乎都與能源往來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關系。中國的能源企業恰好處在“走出去”的階段，以尋找市場、配置資源、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擁有一部投資寶典，就十分必要了。

 

 

湖南衛視今年的《歌手》節目播出之后，相信不少人都被迪瑪希——這位哈薩克斯坦的國寶歌手——圈粉了。憑借海豚音和高顏值，迪瑪希大放異彩、人氣高漲，斬獲亞軍，就連關注節目的兩國觀眾也對彼此國家產生了更多的認識和濃厚的興趣。

 

事實上，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交往遠不止于此，而是早已通過多種形式聯通在了一起，中哈原油管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合作。它是中國第一條戰略級跨國原油進口管道。就在不久前，中國石油宣布，截至3月29日11點58分，中哈原油管道實現累計向中國輸油1億噸。

 

“一帶一路”范圍內陸上原油和天然氣主要富集在中東、中亞和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要將這些資源持續、經濟地輸送到國內，能源通道建設無疑是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一大重要機遇。目前，由中哈原油管道、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構成的西北部油氣通道，中緬油氣管道構成的西南油氣通道，以及中俄油氣管道構成的東北油氣通道，都是中國陸上能源進口的重要戰略通道。

 

對企業來說，沿著油氣運輸產業鏈，向上游和下游開拓，都有不少商機。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許勤華教授看來，能源投資合作活動存在多種合作模式，其中油氣企業“走出去”最早，要著重發揮好培養起來的各種優勢，包括人才儲備、已有成果和管理經驗，等等。

 

在上游領域，可以加大對勘探開發項目的參與和投資力度。沿線油氣國家當中，既有像哈薩克斯坦、伊拉克這樣開放程度比較高的，也有像其他幾個中東國家那樣，因為國有化程度比較高，加之受宗教、憲法的制約，很難進入其勘探開發領域的。發掘潛力、抓住時機、積極合作，應該可以成為中國企業的切入口。中石化在伊朗投資建設的亞達瓦蘭油田，就是憑借提供伊方急需的資金和技術力量，拿下了這個探明儲量超過300億桶的特大油田的開發項目。

 

在下游領域，可以更多參與煉化項目。“一帶一路”沿線的多數油氣資源國家，盡管資源儲量豐富，油氣生產能力也比較強，但是油氣的液化和煉化能力比較匱乏，導致天然氣液化生產出口能力偏弱，成品油也嚴重依賴進口。根據英國石油公司2015年的《世界能源統計年鑒》，中東的煉廠產能僅占全球的8.5%，和當地61.5%的探明儲量所占比重明顯不匹配。而煉化正是中國的優勢產能之一，相關企業完全可以在這一領域加強合作，與資源國共同合資建設煉油廠、天然氣液化廠、油氣管道、存儲設備和化工廠等配套項目、設施。這也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具體落實和體現。例如，吉艾科技就與洲際油氣合作，在后者進軍中亞上游勘探業務之際，從配套的油服、煉化領域進駐中亞，新建了塔吉克斯坦丹格拉煉廠，成為其近年業績的最大看點。

 

同樣，供電基礎設施是另一個重大機遇。央視紀錄片《一帶一路》里，拍攝了一個巴基斯坦山村小姑娘曼娜扎，放學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太陽下山前趕著把作業做完——因為電費太貴了，占到全家支出的1/10，而且還經常停電。

 

類似這樣電力短缺的現象并不少見。長江證券最新發布的電氣設備行業研究報告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均年用電量不到1700千瓦時，低于全球平均的3000千瓦時，可見提升空間之大。根據測算，如果這一數字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靠攏，將為全球電力企業帶來大約13萬億元的市場增量。

 

已經在海外市場具備優勢的中國電力企業，正好大顯身手。國內龍頭企業的技術實力已追平了日韓對標企業，在超超臨界火電機組、特高壓輸電等特殊市場，也實現了對歐美巨頭的超越。而中國電力設備和工程總包價格通常不到歐美企業的一半，超高性價比在發展中國家具有明顯的競爭力。

 

以國家電網公司中標建設巴西美麗山特高壓項目為例：國家電網中標美麗山二期項目，預計將帶動變壓器等核心輸變設備共計50億元國產電力設備出口，特變電工、中國西電等企業將會受益。與此同時，中國的輸變電標準也被輸出到了海外市場。因此專家分析稱，輸變電工程有望復制“高鐵與核電”的國家名片模式，加速產能走出去。

 

此外，可再生能源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空間也非常廣闊。隨著能源需求的不斷擴大，環保要求日益提高，已有多個國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例如，印度計劃到2020年實現20吉瓦的太陽能發電規模，泰國非水可再生能源消費僅占一次能源消費的2%，并計劃到2021年提升到25%。類似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稱得上中國新能源企業“走出去”的新藍海。

 

 

探尋新藍海，就難免遭遇風險，必須劈波斬浪。

 

“一帶一路”倡議貫穿亞非歐大陸，沿線60多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和資源稟賦各異，既與中國的互補性很強，給中國企業發展及海外投資帶來全新機遇，也正因為這些差異，以及復雜多樣的國情民情，加大了投資運營的潛在風險。能源類投資本來就具有投資大、周期長、風險高等特點，對于風險“防范勝于處理”就顯得更為迫切。

 

排在第一位的，當屬政治風險。俗話說，安全第一。企業對外投資尤其如此，保障人員和資產的安全是一切經營活動的前提。“一帶一路”沿線的不同區域也聚積著不同的風險。中東地區民族宗教矛盾尖銳、極端勢力盛行，武裝沖突和恐怖主義一直是影響政局穩定的主要因素。區域內的敘利亞內戰、也門內戰、巴以沖突等問題已經持續多年，極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依然不斷制造恐怖襲擊事件。對中亞和東南亞地區來說，恐怖襲擊則是重大安全威脅。2016年，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遭遇了恐怖襲擊。其中一些恐怖分子會襲擊西方在當地的援建項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國家示威，中國企業就曾經在國外工程承包建設過程中，遭受此類襲擊，不幸發生人員傷亡。

 

部分國家政局動蕩或政黨輪替，也會在政策連續性上帶來風險。緬甸的密松水電站，曾經是中資公司走出國門的典范，然而，2011年9月，時任緬甸總統吳登盛以“未做好環境評估”為由在緬甸國會宣布項目擱置。眾多原因中，企業沒能同時處理好與執政黨和反對黨的關系，導致政策調整對我方不利，應該有一定關聯。

 

同樣，投資老道如首富王健林，尚且在與“金球獎”制作公司DCP的交易當中，由于中美兩國的政策變化，收購失敗并且支付了5000萬美元違約金，折算成人民幣，可是比3個“小目標”還多。顯然，“一帶一路”上沿線國家的政治風險可要大得多，務須謹慎。

 

排在第二位的，則屬匯兌風險。對外投資，自然少不了不同幣種間的匯兌，由于各國外匯儲備和匯率水平的波動，風險也孕育其中。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分析，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而言，匯兌風險主要來源于：一是，大宗商品價格仍然處在低位。石油出口國中，那些經濟結構單一、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的國家，石油價格下行對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加大了財政壓力，甚至導致政局和社會不穩定；二是，在美聯儲加息預期的背景下，一部分國家的資本大規模外流，本幣貶值的壓力不斷增強。二者結合，導致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和匯率穩定都遭到了巨大沖擊。俄羅斯、馬來西亞等國匯率在2015年逼至歷史低點；哈薩克斯坦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本幣堅戈隨即下挫超過30%；2016年8月，蒙古貨幣圖格里克出現了連續22天下跌，創下23年來最低匯率；11月初，埃及執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埃及鎊隨即對美元貶值48%。出現類似情況的國家，很可能采取匯兌限制措施，在那里投資的企業就會面臨無法把本幣收入兌換成美元或者人民幣、并且匯回國內的風險，手握的大筆本幣，又不斷貶值，利潤難免遭到侵蝕。因此，匯兌風險也是對外投資企業的一個大問題。

 

當然，對外投資過程中，還可能遭遇多種類型的風險，包括投資和貿易開放程度限制、法律政策限制、宗教因素、負面輿論、環境保護，等等，不一而足。

 

為了防范風險，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查道炯建議“走出去”的企業要未雨綢繆：要做到盡職調查，了解投資所在地的法規、歷史和人文環境；了解項目或者企業的運營歷史；清楚項目所在地各級政府處理外資糾紛的習慣性行為；明晰投資目的地國是否參與國際能源治理機制；此外，要把握好投資的節奏，慎用貸款換資源模式，充分評估資源國的債務負擔程度和還款能力，對國際間有關中資對外能源投資的輿論要主動應對。

 

的確，面對風險，一味夸大甚至退縮，都不是上策。畢竟，不少能源企業已經到了或是“達則兼濟天下”，或是困守國內可能遭遇更大風險的階段，所以必須“走出去”。既然如此，不如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引領下，在識別、規避、止損風險的同時，抓住機遇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遙想古代的駝隊和商船所面對的未知與風險，今天的我們想必應該有遠為強大的自信。

 

 

遠行之前，先做足準備，修煉內功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談投資，經濟賬是必須要算的。在國家層面，“一帶一路”要算大賬，也就是戰略賬、發展賬；而企業在服務國家戰略的同時，更要算清小賬，也就是算投資回報，而且要精打細算。正像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總經理劉京生指出的那樣，哪怕是獲得政府資金支持的項目，也必須通過市場產生可持續的贏利，才能長久維持運營。因此，企業需要主動探尋市場需求，結合自己的優勢，在如何獲利、如何分散項目風險上做好功課。在這樣的基礎上，也才談得上通過踏踏實實打造標志性項目，樹立口碑和品牌，形成良性循環。

 

在“走出去”的形式上，可以嘗試“組團出海”。有些項目單獨依靠國有企業或者民營企業都難以完成，國企由于特殊所有權情況，在跨國投資并購中可能面臨更多的質疑和審查，而民企在融資和與政府溝通方面具有相對劣勢，那么民企和國企進行戰術配合，組成財團聯合“走出去”，既能降低投資風險，又有助打破投資壁壘，并且能獲得充足的資金。中國電力建設集團和頤杰鴻泰復雜混集團有限公司，就是央企和民企聯合投資孟加拉國艾薩拉姆燃煤電站項目，成功持股30%。此外，企業還要整合多種資源，包括政府的引導助力、智庫的智力支持和媒體的宣傳報道，從而形成合力，對接國際資源。

 

能源項目通常規模巨大，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因此還要善用金融機制。除了債券這種直接融資方式，企業更多的是通過信貸實現間接融資，這就要跟銀行打交道了。目前有四類銀行可以為企業“走出去”提供相關服務：第一類是區域性銀行，包括金磚國家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第二類是境外的金融機構，包括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第三類是國內的兩大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兩家銀行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跟進相當緊密，支持力度最大；第四類是商業銀行，包括以中農工建交為代表的國有商業銀行，以及招商、中信、民生、華夏等股份制商業銀行。其中，商業銀行可以提供并購貸款，開展內保外貸、內保直貸等融資擔保服務，還可以通過遠期結售匯幫助企業緩釋和防控匯率風險。有了這些機制和資金支持，企業的投資、定價和抗風險能力都有望得到大幅的提升。

 

通過這些努力與實踐，如果穿越到今天的馬克·波羅重寫他的那本游記，在能源這個商品類別后面的推薦當中，相信一定會有一長串中國能源企業的名字熠熠閃光。